非洲猪瘟病毒 pH124R 蛋白的原核表达 及多克隆抗体的制备戴观丽1，2，周艳龙2，武正前3，宋大铭2，蔡祎平2，周玉龙1*，李  丹2*，郑海学2*（1.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9；2.中国农业科学院 兰州兽医研究所 兰州大学动物医学与生物安全学院 动物疫病防控全国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3.古浪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甘肃 武威  733000）摘要：首先，通过PCR扩增和同源重组技术构建了pET-28a-H124R重组原核表达质粒。经IPTG诱导，pH124R蛋白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并通过镍柱亲和层析法纯化获得重组蛋白。随后，用pH124R重组蛋白免疫豚鼠，制备了特异性多克隆抗体。通过SDS-PAGE、Western-blot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IFA）对其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该抗体能够特异性识别ASFV感染细胞中表达的内源pH124R蛋白，且该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质病毒工厂区域。本研究成功实现了ASFV pH124R蛋白的原核表达，并制备了可用于Western-blot和IFA试验的特异性多克隆抗体，为深入研究pH124R蛋白的生物学功能提供了重要生物学材料。附件：非洲猪瘟病毒pH124R蛋白的原核表达及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常用兽药配伍禁忌表附件：常用兽药配伍禁忌表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qbDZkbRiaFgiwbnBv3OQ

新型口蹄疫疫苗的研究进展：聚焦重组空衣壳华派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 钟丽君编译摘要：口蹄疫（FMD）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偶蹄动物疾病，给畜牧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虽然常用的灭活疫苗在防控口蹄疫方面效果显著，但仍存在诸多缺陷：生产设施需要高生物安全等级，且无法诱导免疫记忆。基于重组空衣壳技术开发的新一代口蹄疫疫苗展现出良好前景。其优势在于生产过程中无需使用病毒，并且保留了完整的构象表位特征。然而，要实现新型高效口蹄疫疫苗的量产，不仅需要具备免疫原性的抗原，还需配套工业级生产工艺。而现今重组空衣壳技术仍存在工艺流程复杂、难以规模化生产等问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并比较目前已有的FMDV重组空衣壳生产工艺方案，重点探讨规模化生产的相关策略。前言口蹄疫（FMD）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病毒性疾病，主要感染偶蹄动物，威胁着全球畜牧业的发展。许多国家仍通过常规疫苗接种计划来控制疫情。目前市场上大多使用的口蹄疫疫苗是通过悬浮培养的BHK-21细胞制备的灭活病毒制剂。然而，当前灭活疫苗生产存在一些缺陷，比如需要昂贵的生物安全设施，以及在灭活过程中存在病毒逃逸或失败的持续风险。这些生物安全问题促使不同国家禁止生产灭活疫苗。口蹄疫病毒完整表位库与空衣壳特有的颗粒结构及重复单元特性，能有效激发免疫保护应答，并且大量文献证实，这种特殊结构的抗原具有更优的免疫效果。因此，使用空衣壳作为类病毒颗粒（VLP）的疫苗和使用编码空衣壳形成基因的遗传物质作为遗传疫苗的疫苗（图1）更具发展潜力。因此，本综述分为两个部分：使用空衣壳的策略：VLPs；利用编码空衣壳的遗传物质的策略：DNA和病毒载体疫苗。图1：口蹄疫灭活疫苗和新型类病毒颗粒及基因疫苗(DNA和病毒载体疫苗）：表达系统、抗原组成和免疫反应生产重组FMDV空衣壳可以单独表达病毒结构蛋白VP0、VP3和VP1或表达P1-2A多聚蛋白（该多聚蛋白编码结构蛋白）和3C蛋白酶（负责将多聚蛋白切割为VP0、VP3和VP1)。表达后，一个拷贝的VP0、VP3和VP1会组装成原聚体，随后五个原聚体组合形成五聚体，最终十二个五聚体组装成口蹄疫病毒的空衣壳。1. VLP通过异源表达系统生产的重组口蹄疫病毒空衣壳（VLPs）疫苗是一种新型疫苗。这类病毒样颗粒由结构蛋白自发自组装形成，其结构与病毒相似但不含病毒基因组。VLP疫苗能激发强烈免疫反应的关键特性在于其颗粒形态和重复性蛋白基序结构。科研人员已探索多种异源表达系统，包括细菌、杆状病毒、哺乳动物细胞和植物，用于生产重组口蹄疫病毒VLPs。选择最合适的表达系统时，需综合评估重组VLPs的质量与产量，同时考量技术方案的成本效益、操作简便性以及工业化应用的可扩展性和通用性。1.1 细菌细菌是表达系统中最简单且最具经济性的选择，具有细胞生长速度快、培养条件要求低等优势。然而在口蹄疫病毒（FMDV）空衣壳生产领域，仅有少数研究者采用大肠杆菌作为宿主。通过该系统，结构蛋白可分别克隆至三个质粒中，串联整合于单一质粒中，或分置于两个质粒：一个同时编码VP0和VP3，另一个编码VP1。所有方案均通过共转化技术将大肠杆菌与单个、双或三个质粒共同表达这些结构蛋白。采用单质粒的优势在于仅需一种抗生素即可完成筛选和生产。蛋白质表达完成后，需要通过固定化金属亲和层析进行纯化，并使用SUMO蛋白酶对SUMO蛋白标签进行蛋白酶切，从而获得纯化的结构蛋白，随后组装成病毒样颗粒（VLPs）。与所有原核表达系统类似，大肠杆菌在该体系中不会发生翻译后修饰。现有研究也均未提及VP0蛋白氨基末端缺乏肉豆蔻酰化修饰的现象，而这种修饰对口蹄疫病毒及其他小核糖核酸病毒的病毒颗粒组装和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探究该系统表达的口蹄疫病毒结构蛋白能在不进行肉豆蔻酸修饰的情况下组装成病毒样颗粒（VLPs）的方法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至于肉豆蔻酸缺失是否会影响这些空衣壳的稳定性，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2 杆状病毒杆状病毒表达载体系统目前仍是生产重组口蹄疫病毒（FMDV）病毒样颗粒（VLP）最常用的平台。该系统的核心在于，先生产编码口蹄疫病毒基因的重组杆状病毒，随后用其感染昆虫或昆虫来源的细胞系，最终获得VLPs。该表达系统的显著优势在于完全不含可能危害哺乳动物的病毒和细菌毒素。有两种策略对口蹄疫病毒多聚蛋白P1-2A和3C蛋白酶基因进行克隆：一种是通过双启动子系统（多角体蛋白启动子与p10启动子）实现型转录调控，另一种则是采用单启动子系统构建单一转录单元。相较于单独表达结构蛋白，采用多聚蛋白构建病毒样颗粒更具优势。未来的发展应评估通过二硫键形成的方式实现稳定化是否适用于所有血清型，同时应改进纯化工艺以获得工业可行的工艺。此外，从细胞质中提取VLP所需的细胞裂解步骤也是对大规模生产的挑战。1.3 哺乳动物细胞哺乳动物细胞的优势在于，能够生产出与原始蛋白高度相似的重组蛋白。不过，哺乳动物表达系统往往需要更复杂的生产工艺，特别是需要建立稳定细胞系。哺乳动物细胞的表达可以是瞬时表达或稳定表达。此外，表达过程可以通过质粒DNA或重组病毒进行调控。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生产重组蛋白的经典方法是采用稳定表达。尽管建立稳定细胞系需要耗费时间，但一旦成功建立，重组细胞系就能持续提供重组蛋白。然而当重组蛋白具有毒性时，瞬时表达往往更为合适。研究已证实与开发稳定克隆相比，瞬时表达更适合在贴壁培养的BHK-21细胞中表达P1-2A-3C蛋白，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3C蛋白酶的毒性作用。悬浮培养于无血清培养基中的293-6E细胞可实现高密度细胞培养，并便于规模化生产。该系统另一优势在于采用聚乙烯亚胺作为转染试剂，成本效益显著。1.4 植物已有研究报道了利用分子农业技术生产口蹄疫病毒重组空衣壳。通过转基因植物开发新型口蹄疫疫苗，可生产出成本效益高的抗原，这种抗原特别适合口服给药。有研究利用根癌农杆菌基因转移系统，成功培育出稳定转化的苜蓿和番茄植株，这些植株携带P1-2A-3C基因盒。实验数据显示，转基因苜蓿提取物能诱导小鼠产生抗口蹄疫病毒衣壳蛋白的免疫应答，而转基因番茄提取物则在豚鼠体内引发类似反应。但是他们的表达水平均偏低，且未能证实空衣壳结构蛋白的正确组装过程。理论上，重组病毒样颗粒（VLPs）的抗原组成应不受表达系统影响。然而，由于实验中使用的口蹄疫病毒血清型不同，加之实验疫苗所用抗原剂量和纯度存在显著差异，无法对不同研究的VLP免疫原性进行比较。动物实验中既使用过纯化提取物也采用过粗提物。在已报道的纯化技术中，多数研究采用蔗糖梯度法进行VLP纯化，而仅使用SUMO标签的研究则采用Ni2+树脂。但由于SUMO标签的切割同样需要处理，纯化过程需经过两次色谱分离步骤。未来研究应改进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纯化技术，因为蔗糖梯度法与生产要求存在兼容性不足的问题。2. DNA和病毒载体疫苗在基因疫苗中，抗原性所需的基因序列被导入接种动物的细胞内，并通过宿主细胞机制进行表达。抗原完成内源性表达后，肽段会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和II类途径呈现在细胞表面。因此，这类疫苗能同时引发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应。尽管已有充分证据表明，针对口蹄疫病毒（FMDV）的主要保护性免疫应答是中和抗体，但强烈的细胞免疫反应可能是实现长期免疫并避免持续感染的关键特征。正因如此，这类疫苗成为极具潜力的替代方案。2.1 DNA疫苗DNA疫苗的制备简便快捷，因为只需将目标基因克隆到表达质粒后，后续仅需在大肠杆菌培养中进行质粒生产及纯化。其核心在于实现无内毒素的质粒配方，为此通常采用阴离子交换树脂。疫苗的DNA成分确保了室温稳定性，这对于疫区国家的口蹄疫疫苗接种至关重要。然而，使用裸露DNA作为疫苗时存在转染效率低和DNA快速降解等主要缺陷，编码口蹄疫病毒空衣壳的DNA疫苗诱导保护性免疫应答的效果并不理想。为克服这些局限，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策略：包括采用不同质粒骨架、选用不同佐剂以及制定差异化免疫方案等。在DNA疫苗生产中，质粒通常含有一个选择标记基因，以便在大肠杆菌中进行生产。最常用的筛选标记基因是氨苄青霉素和卡那霉素抗性基因。然而，环境传播的风险和抗生素耐药病原体的出现应该鼓励研究人员寻找无抗生素的为应对未来法规要求，需要选择合适的质粒替代方案。2.2 重组病毒载体重组病毒载体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基因疫苗，其核心在于将目标抗原编码基因克隆到经过改造的病毒基因组中，并由真核启动子调控。当动物感染重组病毒时，这些基因会被精准导入宿主细胞。相较于DNA疫苗，病毒载体通常更具优势，因为病毒特有的受体能够精准引导外源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中。但是针对病毒载体本身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影响疫苗的整体效果。此外，病毒载体作为疫苗的大规模应用存在一个明显缺陷：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来制备重组病毒的纯化制剂，而目前主流技术仍是氯化铯梯度离心法。关于DNA疫苗与病毒载体疫苗的免疫原性的比较更为复杂。例如，DNA疫苗的成分以质粒μg为单位进行测量，而病毒载体疫苗则以重组病毒的感染单位作为衡量标准。通常情况下，病毒载体疫苗能取得更好的保护效果，而，DNA疫苗的优势在于其有极大的简便性。展望利用重组空衣壳生产新型口蹄疫病毒疫苗具有诸多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动用感染性病毒。从经济角度看，可省去复杂且昂贵的生物安全生产设施。从卫生角度看，使用空衣壳能完全杜绝因未完全灭活或病毒逃逸引发疫情的风险。因此，这种新型重组疫苗对目前禁止生产灭活口蹄疫疫苗的国家至关重要。重组空衣壳可以通过表达编码VP0、VP3和VP1的多蛋白以及3C来产生。无论是通过蛋白酶还是单独表达VP0、VP1和VP3，两种策略的效果都存在差异。未来研发时，建议采用优化策略：仅在处理多聚蛋白所需水平表达3C蛋白酶，这样既能减少细胞内蛋白质的切割，又能避免其毒性作用。此外，A型血清株相较于O型血清株能获得更优效果。这种差异可能与空衣壳结构的稳定性问题有关。基因疫苗与目前使用的灭活病毒疫苗存在本质区别。当动物体内完成基因内源性表达后，会自然产生空衣壳病毒颗粒。这种策略旨在构建免疫记忆，相比诱导细胞免疫反应而言更具优势。在基因疫苗领域，利用复制缺陷型人类腺病毒Ad-5表达口蹄疫病毒P1-2A-3C蛋白的重组策略，是当前最成熟的研发方案。该技术已在美国获得针对血清型A的紧急使用授权。与DNA疫苗相比，病毒载体疫苗的生产流程更为复杂且耗时较长，保质期也较短。此外，这些重组病毒疫苗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也备受重视。图2 新型口蹄疫疫苗的优势比较理想的口蹄疫病毒（FMDV）疫苗应当能引起持久的保护性免疫应答，同时还应该具有生产安全且工艺简便的优势。选择最佳新型疫苗时，不仅要评估其免疫原性，还需考量生产工艺的规模化可行性，从而确保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价值。许多创新策略因流程复杂耗时，难以实现大规模生产而失败。鉴于重组空衣壳疫苗的免疫原性已获验证，开发口蹄疫新型疫苗时，应重点聚焦于重组空衣壳疫苗。

光明日报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杨舒日前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牧医所”）获悉，今年5月12日，一头体重26公斤的克隆犏牛犊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实验站顺利降生，目前已健康存活两个月。这是全球首例体细胞克隆犏牛，由牧医所联合国内科研单位和高校共同完成。该成果不仅攻克了高海拔克隆技术难题，更为青藏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濒危物种的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标志着我国在高原家畜克隆领域迈入世界领先行列。　　犏牛是青藏高原上由牦牛与黄牛杂交而成的独特畜种，在肉、乳生产能力和环境适应性等方面具有优势。然而，这种牛存在雄性不育的致命缺陷，导致其优异基因难以自然传承。同时，牛的体内外胚胎生产与胚胎移植技术也尚未在西藏地区推广。因此，犏牛养殖长期依赖人工杂交，不仅制种成本高，更严重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　　为打破困局，牧医所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团队从拉萨市曲水县实验站一头9岁的成年犏牛优质个体耳缘提取体细胞，并将细胞核移植到黄牛的去核卵母细胞中，构建克隆胚胎后植入代孕犏牛体内发育。历经高原低温低氧环境的严峻考验，新生克隆犏牛通过剖宫产手术降生。经基因检测鉴定，新生克隆犏牛与供体犏牛完全一致。该技术实现了优良犏牛的“精准复刻”，使其抗逆等性状得以稳定遗传，为大规模繁育优质种源提供了可能，也为改良犏牛性状甚至突破雄性不育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氧气稀薄的青藏高原制备克隆动物是生命科学的重大挑战。科研团队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一是建立了克隆胚胎的高原环境培养系统，通过精准调控温度、pH值等参数确保早期胚胎发育；二是制定了高原环境下代孕母体选择和同期发情处理方案，显著提升了妊娠成功率。据悉，这也是体细胞克隆技术在青藏高原资源原位保种体系中的首次成功应用。

“‘AI兽医’已投入实际生产，诊断结果及处方推荐获得较高满意度。”8月27日，在2025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华为云CloudPond专属边缘云大会”上，温氏食品集团数字流程部部长邝颖杰说，公司与华为云携手打造“AI兽医”，成功打通“问询-诊断-处方”业务流的诊疗全链路，实现人与AI高度协作。　　作为“公司+农户”模式的企业，温氏食品集团需依靠5000余名基层兽医服务数万农户，疾病防控与诊疗是养殖关键环节。邝颖杰表示，此前人工诊疗流程中，兽医需手动问询、诊断、查询资料，耗时久且水平参差不齐。如今，“AI兽医”大模型正在重构诊疗流程。邝颖杰介绍，从自动化大模型诊断、人工确认结果，到结合药物库存、用法用量、配伍禁忌等生成最优处方，再经人工确认后出库，AI替代大量人工环节，不仅提升效率，更规范用药、拉齐基层兽医整体水平，还构建起专家团队远程赋能体系，重塑疾病管理模式。　　8月初，温氏食品集团对“AI兽医”进行全国职业兽医资格证考试测试，最终结果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邝颖杰说，测试结果表明，AI远超个人知识储备上限。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执业兽医16.5万人，乡村兽医17.7万人，兽医缺口达30万人。邝颖杰表示，未来有望将该模型推广，为散户、中小型畜牧企业提供服务，助力畜牧业生态发展。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团队揭示了羊水M1型巨噬细胞与羊膜上皮细胞间质转化之间的联系。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纳米生物技术杂志（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IF=12.6）。　　膜上皮细胞作为胎盘来源的干细胞，具有显著的干细胞可塑性和多向分化潜能，其上皮-间质转化过程是发挥干细胞功能的关键途径。在生理状态下，羊膜上皮细胞维持上皮表型是保障羊膜完整性和正常妊娠维持的重要生物学基础。在炎性条件下，M1型巨噬细胞释放的炎性细胞外囊泡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诱导羊膜上皮细胞发生（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这种表型转化直接导致羊膜生物力学性能下降，最终促进胎膜早破的发生。　　该研究为宫内巨噬细胞源细胞外囊泡作为胎膜早破的早期诊断标志物提供理论依据，为胎膜早破的靶向治疗提供全新调控靶点。

记者近日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特种动物疫病防控团队最新研究发现貉细小病毒VP2蛋白关键氨基酸位点突变对貉致病性增强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病毒学权威期刊《Journal of Virology》上。貉细小病毒（RDPV）是一种高传染性的病原体，主要感染幼年貉，可导致高致死性出血性肠炎。自2016年以来，流行毒株的毒力显著增强，但其致病性增强的分子机制尚未明确。该研究发现，VP2衣壳蛋白第27和297位的氨基酸突变是区分2016年前后强弱毒株的关键分子标志。通过构建重组病毒并进行实验，发现在强毒株背景下引入上述突变后，病毒在细胞中的复制和吸附能力明显下降，与貉转铁蛋白受体的结合亲和力也显著降低。动物试验进一步证实，突变株的致病性减弱，表现为病毒感染貉的临床症状减轻、组织病毒载量下降以及病理损伤改善。研究还提示，297位点的突变可能通过影响VP2蛋白的结构稳定性及其与宿主受体之间的互作，进而调控病毒的毒力。该研究首次揭示VP2蛋白27和297氨基酸位点对RDPV复制和致病性的关键调控作用，为今后开展靶向毛皮动物以及宠物细小病毒病的防治、疫苗设计和疫情预警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博士研究生许丽文为论文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曹文雨为共同第一作者，鲁荣光副研究员、白雪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吉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的资助。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当前，非洲猪瘟仍在多地散发、毒株变异加快，生猪产能波动明显；与此同时，蓝耳病、伪狂犬等垂直传播疾病也趁虚而入，多重感染令生物安全体系面临“再升级”的迫切需求。2025年8月24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疫病诊断中心检测实验室承办，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杭州恒奥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非洲猪瘟等疾病防控与净化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动物疫病检测实验室主任王久红在会议上分享了《猪场无疫小区建设及伪狂犬病净化实践》专题报告。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动物疫病检测实验室主任王久红一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简介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家集种猪育种、生猪养殖、饲料生产、有机茶叶、果木园林种植于一体的科技型、环保型现代农业企业。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拥有杨湖、天子山、株山猪场和咸宁种芯智造生态牧场四个生产基地，年出栏生猪55万头，其中优质种猪10万头，并配套建设年产20万吨的饲料厂一个，茶业公司一个。公司专注于育种与种养结合，致力于通过引进优质种猪、开展种猪登记、性能测定、遗传评估、选种选配等措施，不断提升种猪质量。2007年，公司从美国引进新美系原种冠军猪后代，通过传统育种与新型基因分子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林金林”牌种猪，该品牌种猪在行业内获得了高度认可。二猪场生物安全防控1、生物安全操作基本流程框架清晰王久红强调了形成清晰的生物安全操作基本流程框架的重要性，人员应严格按照流程进行采样、检测、隔离、洗澡、更衣等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以及对物资和车辆的严格消毒和处理流程，确保每一步都符合生物安全的要求。2、人员管理王久红介绍，从公司大门口进入到生产区要经过层层递进的四道防线，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到经过严格的洗澡、更衣、换鞋、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为每个区域配备专用水鞋，禁止串区，避免交叉感染。她特别强调，要把流程图上墙、责任到人，并互相监督，才能让防线真正固若金汤。3、车辆管理王久红指出专用车辆管理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制度上墙，专车专用的原则。无论是消毒车、取样车、物资车还是送餐车，都需要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对于外来车辆，则需要经过司机、驾驶室、车辆采样合格后，才能进行洗消和烘烤处理。4、物资管理物资管理也是生物安全防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供应商签署非洲猪瘟防控协议，物资采样使用纱布手套采集，并严格按照适用消毒方式进行消毒，确保物资的安全。5、中央厨房管理专人专车购买、集中洗消处理，中央厨房将食材煮熟（场内厨房则加工至半熟）、专车运输、消毒柜转运、固定人员打饭等一系列措施，以确保食品的生物安全。6、销售管理销售管理方面，王久红建议合理规划猪只销售路线，减少交叉感染，使用专用车辆转运猪只，并备有场内中转车、栋舍出猪台、中转台，场外中转车、中转站等，实行一车一消毒的政策。7、饲料管理自有饲料厂，并制定饲料厂生物安全流程，做好人车物管控，严格监测饲料原料，从源头保证饲料安全。同时，饲料运输车辆固定路线运输，且不进场，确保饲料的安全运输。8、缓冲区管理缓冲区管理是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播。王久红提到为保障净化工作的顺利进行，湖北省及市、区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各类疫病净化工作，将江夏区几乎所有散养户“清”或“劝”退，只保留规模场，使整个江夏区形成一个大型“缓冲区”。同时，公司生物安全员定期巡逻、采样监测，确保缓冲区内生物安全。9、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提升生物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定期开展生物安全评估，不断完善、升级生物安全水平。通过风险评估，制定生物安全计划，进行内审和风险点整改。10、场内生物安全管理王久红指出，猪场应持续开展消毒剂的评估，并筛选出敏感消毒剂，并对猪场日常用具进行定期消毒。同时，针对部分净污交叉处制定净污道管理办法，关键交叉点设置烧碱消毒池。对于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过程中严格防控，确保无交叉感染。水源管理方面，定期监测水质、监测水中病毒、细菌情况，实验室筛选敏感水质消毒剂消毒。媒介管理则包括做好场区媒介管理，做好防鸟、防鼠等工作，定期灭鼠、驱蝇。11、加强培训、持续宣贯最后，报告强调了加强培训和持续宣贯的重要性。通过开发小程序，持续不断开展生物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同时，采取防控非洲猪瘟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员工责任心，持续生物安全意识管理。三猪群健康管理及净化成果王久红首先强调了实验室在猪群健康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实验室具备病原学、血清学和细菌学等全方位的检测能力，既能保证操作流程的规范化，又能确保记录的完整、可追溯，从而为猪群健康评估和疾病监测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团队还利用高通量测序（NGS）技术，主动筛查潜在病毒，进一步巩固防疫屏障。为持续跟踪猪群健康状况，公司定期赴屠宰场开展现场监测，并结合药敏试验结果，精准筛选最敏感药物，既提高疗效，又减少盲目用药。通过不断升级、落实以上各项关键生物安全措施，并建立、落实系统的净化方案和监测方案，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通过省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验收并完成整改工作，2024年7月通过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验收；2023年3月通过省级无非洲猪瘟小区验收并完成整改工作，2023年12月通过国家级无非洲猪瘟小区验收。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科学用药分会、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承办，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细菌耐药性与兽药残留控制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畜禽养殖合理用药与残留控制》专题报告。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分享了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与现状，深入分析了药物残留的来源及其对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危害，重点介绍了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的技术措施，以及药物残留控制的策略与监管体系。同时，他还探讨了当前畜禽用药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畜禽养殖业的科学用药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方向。1.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与现状畜禽养殖业是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畜禽产品，如肉类、蛋类和奶制品。然而，为了提高畜禽养殖业的生产效益，养殖者常常会使用药物来预防和治疗畜禽疾病，促进畜禽生长，以及改善养殖环境。畜禽用药主要指在动物养殖过程中为预防、治疗和促进畜禽生长所使用的各种药物，涵盖抗生素、驱虫剂、抗病毒药物、激素类和免疫调节剂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用药规模逐年扩大，用药规范性、安全性和环境影响问题逐渐受到关注。1.1 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抗微生物药：抗生素类、合成抗菌药。抗寄生虫药：抗蠕虫药、抗原虫药、杀虫药。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中枢兴奋药、镇静药与抗惊厥药、麻醉性镇痛药、全身麻醉药与化学保定药。其他：外周神经系统药物、抗炎药、泌尿生殖系统药物、抗过敏药、局部用药物、解毒药、拟肾上腺素类药、非吸入麻醉剂、复方药物、免疫抑制剂、受体拮抗剂。1.2畜禽用药现状分析2019年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对中国兽药产业生产的兽用抗菌药物和外国企业向中国进口的兽用抗菌药物的数量，品种等进行了统计分析。2008年-2018年抗微生物药销售额占比变化情况发现，化学制剂占全部兽药品种的60％以上，虽逐年递减，但是比例高居不下。且多年来，兽用抗菌药物化学制品占所有兽用化学药物的70％～75％，所以在养殖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抗菌药物来维持养殖业的发展。相关政策虽限制了部分兽用化学药品的生产，但兽用抗菌药在兽用化学药品的使用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09-2014年，我国每年兽用抗菌药的用量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2014年使用量达到最大值，为69292吨；随后至2018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量一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9年略有反弹。2015年7月农业部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2015-2019年）》、2016年农业部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等5部门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素、兽药残留超标治理专项整治行动有关。但即使在2018年降低至29774吨时，其用量仍高于2009年。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相关肉食性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加大，产量大幅提高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抗菌药物的投入使用。2020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途径分类情况：中国境内使用的全部抗菌药总量为32776.298吨，其中中国境内兽药企业生产销售32543.541吨，占比99.29％，进口总量232.757吨，占比0.71％。中国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品种共68种，其中中国境内生产的抗菌药65种，进口兽用抗菌药13种。中国境内使用抗菌药制剂种类共216种，其中中国境内生产的制剂208个，进口制剂23个。按兽用抗菌药类别计，使用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四环素类，10002.733吨，占比30.52％；磺胺类及增效剂，4287.876吨，占比13.08％；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4112.629吨，占比12.55％；使用量最少的是安沙霉素类（0.13吨）。2020年我国兽用抗菌药品种及分类：以混饲途径为主，总量为13184.734吨，占比40.226％；饮水途径使用总量为11208.270吨，占比34.196％；注射途径使用总量为3572.531吨，占比10.900％；其他途径使用总量为4810.762吨，占比14.678％。2020 年促生长用兽用抗菌药使用量为9403.211吨，占比28.69％。1.3总结2020年中国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总量为32776.298吨，较2019年增长6.06％，但是与启动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行动计划的2017年相比下降21.9％。药物品种数量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磺胺类及增效剂、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和氟喹诺酮类。按药物类别统计，使用量排名前3位的药物类别依次为四环素类、磺胺类及增效剂和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占比分别为30.52％、13.08％和12.55％。按使用途径分类统计，兽用抗菌药以混饲途径给药为主，占比40.23％；其次为饮水途径，占比34.20％；注射途径和其他途径占比分别为10.90％和14.68％。按使用目的分类统计，促生长用途占比28.69％，治疗用途占比71.31％。未来我国兽用抗菌药的主要类型可能仍以四环素类、磺胺类及增效剂β-内酰胺及抑制剂类。2.药物残留的来源与危害2.1 兽药残留的主要来源2.1.1养殖环节用药不规范2.1.2 饲料添加剂滥用与环境污染2.1.3 流通环节监管漏洞2.2 兽药残留的多维度危害2.2.1 对畜禽动物的危害畜禽养殖过程中，一部分抗生素是以药物的形式用于动物治疗，另一部分则是通过饲料添加剂进入动物体内。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6000吨的抗生素被用作饲料添加剂，以促进生长。这些抗生素在畜禽动物体内残留会对其造成危害。残留于动物体内的抗生素不但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组织器官，直接抑制吞噬细胞的功能，还会通过二重感染间接对吞噬细胞的功能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但会抑制动物的免疫力，增加动物大规模患病的风险，剂量过大时还可诱发畜禽呼吸肌肉麻痹，抑制呼吸甚至死亡。2.2.2 人体健康风险畜禽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兽药残留超标食品的短期大量摄入可引发急性中毒反应，即急性中毒与慢性疾病。部分人群对特定药物存在高度敏感性，残留药物可能引发严重过敏反应，即过敏反应与特异质毒性。2.2.3 耐药性危机加剧残留于环境中的抗生素能够对微生物产生选择性压力。动物体内残留抗生素形成的亚致死浓度环境，成为细菌耐药性产生的“温床”，耐药基因传递导致超级细菌。抗生素耐药性蔓延将大幅延长疾病疗程，增加治疗难度和成本。美国及欧洲已有超过200万人死于耐药病原体感染。我国作为畜禽养殖和消费大国，面临更为严峻的耐药菌挑战。抗生素治疗失效将导致更高级别药物的使用，形成恶性循环，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沉重负担。2.2.4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药物代谢物进入生态系统。约30-90％的兽药以原型或活性代谢物形式随粪尿排出体外，这些物质通过有机肥料施用进入农田，或经水体扩散，造成土壤微生物群落失衡、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食物链累积与生态毒性。兽药在环境中虽浓度较低，但具有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放大效应。持久性药物可在生物体内富集，经食物链传递后浓度显著提升。喹诺酮类、磺胺类等抗生素对水生生物表现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五氯酚酸钠等禁用药物在环境中降解缓慢，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危害。3.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的技术措施3.1 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原则 合理用药是指在动物临床诊疗中，根据畜禽的具体情况和临床症状，合理选择药物种类、用药剂量、用药时机，并遵循药物管理的原则，以确保治疗效果最大化，同时使不良反应和风险最小化。合理用药还包括了对潜在的耐药性风险进行评估，以防止耐药性菌株的扩散。3.1.1 药物选择原则在合理用药中首要考虑是选择合适的药物。3.1.1.1病原体鉴定在治疗前应尽量明确引起疾病的病原体，以确保选择对其有效的药物药物特性:考虑药物的抗菌谱、疗效、安全性和药物残留等特性。3.1.1.2 药物耐药性了解目标病原体的耐药性情况，避免使用已经广泛耐药的药物。3.1.1.3动物个体差异考虑不同畜禽品种的生理差异，选择适合的药物。3.1.1.4同类药物选择优先选择低抗生素压力的药物，避免滥用广谱抗生素。3.1.2用药剂量原则用药剂量是合理用药的关键因素之一。剂量不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而过量使用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或药物残留。    应根据动物种类、体重、年龄和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进行合理计算用药剂量，并遵循药物说明书中的推荐用法。3.1.3 用药时机原则用药时机是合理用药的重要方面。药物应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开始使用，以提高治疗效果。药物的给药间隔和疗程应根据疾病的性质和治疗反应进行调整，避免过早停药或过长疗程，从而减少耐药性的风险。3.2 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方法3.2.1 抗生素的合理用药（图8）抗生素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药物，也是滥用最严重的一类药物之一。为了合理使用抗生素，采取以下方法。3.2.1.1 确定病原体敏感性在开始治疗之前，应进行病原体药敏实验，以确定哪种抗生素对目标病原体最有效。这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和减少耐药性的发展。3.2.1.2 使用窄谱抗生素窄谱抗生素通常对特定类型的病原体更有效，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首选窄谱抗生素，而不是广谱抗生素。这可以减少对环境中的正常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并降低抗生素耐药性的风险。3.2.1.3 遵循用药周期抗生素治疗应始终遵循完整的疗程，即使动物在用药初期出现好转，过早停药可能导致病原体未被完全清除，从而增加耐药性的风险。3.2.1.4 科学配伍与轮换协同配伍：青霉素＋链霉素增强杀菌，但避免青霉素＋四环素（拮抗）。轮换用药：每2-3月更换球虫药（如化学合成类→聚醚类），延缓耐药性3.2.1.5 特殊时期管理休药期：屠宰前停药（如敌菌净休药期10天）免疫期禁用：庆大霉素、氯霉素抑制疫苗效果3.2.2 疫苗的合理使用除了药物治疗，疫苗也是预防和控制畜禽疾病的重要手段。合理使用疫苗可以减少疾病传播，降低药物使用的需求。3.2.2.1 确定适当的疫苗类型根据畜禽的种类和养殖环境，选择适当的疫苗种类，包括弱毒疫苗、灭活疫苗或亚单位疫苗。3.2.2.2 制定疫苗接种程序根据畜禽的生长发育阶段和季节性疾病流行情况，制定疫苗接种程序，确保畜禽获得充分的免疫保护。3.2.2.3 监测疫苗效果定期监测疫苗的效力，确保疫苗在养殖场中发挥最佳作用。如果抗体水平下降，及时进行补免。3.2.3 药物残留和环境污染管理合理用药也包括了管理药物残留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措施。3.2.3.1 遵守药物使用说明始终按照药物说明书中的推荐剂量和截止日期使用药物，以减少残留物的存在。3.2.3.2 严格控制药物的存 储和处置确保药物安全存放，防止非法取用或泄漏，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处置过期或废弃的药物。3.2.3.3 监测环境污染定期监测养殖环境中的药物残留和污染情况，以及其对水源和土壤的影响，必要时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和修复。4.药物残留控制策略与监管体系4.1 药物残留控制策略4.1.1 药物源头减量4.1.1.1 品种选择：养殖场引入畜禽品种时，应根据当前饲养场的生产需求、目的以及自然气候条件，从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场选择生产水平高、抵抗能力强、遗传性能稳定的品种，引入的品种不携带特定疾病，不从疫区引入品种，通过良种增加对疫病的抵抗，保证畜禽产品安全和品质提升。4.1.1.2 管理措施提高畜禽饲养管理水平可增强机体抵抗力，提升动物健康水平，从养殖环节减少兽药应用。4.1.1.3 饲养密度统筹考虑养殖效益、动物健康、环境承载力，参照《绿色食品畜禽卫生防疫准则》（NY／T473）对畜禽养殖数量控制，提高动物抗病力，实现畜禽减抗健康养殖，在供给优质、安全、健康、营养的畜禽产品同时减少畜禽粪便中兽药残留量。4.1.1.4 舍内环境应根据畜禽养殖特点，合理规划和控制养殖舍内光照、温湿度、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悬浮颗粒物等影响因素，通过光照、通风、控温等设备设施，降低不良因素的刺激。安装养殖环境智能控制系统，配备自动喂料、饮水与清粪装备，实现舍内环境管理智慧化和精细化，结合节水、节料和干清粪等清洁养殖技术，从而营造适宜的养殖环境、提升动物生活质量、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疾病发生与兽药的使用。4.1.1.5 消毒防疫养殖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消毒和防疫程序，参照NY／T473健全防疫体系。对畜禽、生产区域、生产和运载工具、工作人员等进行严格的灭菌消毒，根据不同病原特征和消毒对象选择消毒剂，不得随意加大剂量，注意消毒剂之间的配伍禁忌，当发生疫情时，应适当增加消毒频次。养殖场应主动实施程序化免疫，选择经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按照说明书推荐方式使用。4.1.1.6 人员管理养殖场建立人员管理规范，强化养殖与兽医从业人员养殖标准化和科学合理用药培训，鼓励将养殖场的信息化学习系统对接兽药管理机构与协会的新媒介，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科技优势，学习养殖新技术与安全用药知识，持续提高从业人员素养，规范兽药的用药行为。4.1.1.7 投入品控制饮水、饲料和兽药投入品是畜禽粪便中兽药残留的重要来源，加强输入途径的控制，使用合格产品，鼓励使用安全、高效、低残留的兽药替代产品，促进绿色养殖发展，从源头减少兽药使用量。4.1.1.8 饮水控制选择水质较好的自来水、河水或井水作为水源，定期送检，水质达规定要求。通过饮水给药治疗的，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药物，不得使用禁用药物，严格遵守休药期等有关规定。4.1.1.9 饲料控制严格执行药物饲料添加剂“禁抗”规定（部公告第194号），不得在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通过饲料给药治疗的，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严格遵守休药期、配伍禁忌等有关规定。4.1.1.10 兽药控制养殖场应积极参与《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建立兽药采购、储存、使用等环节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遵从兽用处方药管理、分级管理、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等管理制度，在兽医指导下按照使用剂量和范围对症用药，不凭经验、不乱用或滥用兽药，严格执行《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部公告第250号）、养殖用药明白纸及相关公告中禁用药物，系统规范兽药使用行为。按照规定进行动物疾病的预防、监测、控制和净化，鼓励使用安全、高效、低残留的中兽药、低聚糖、微制剂、噬菌体等抗菌药物替代产品。通过多途径多手段降低兽药使用量。4.1.2 粪污无害化处理4.1.2.1 粪便分类处置将治疗期间的畜禽粪便与常规饲养产生的粪便分别收集，兽药污染的畜禽粪便，在正式处理前开展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将畜禽粪便与其他一同发酵的干物质混合对高浓度兽药进行稀释（降低残留初始浓度）、增加粪便的光照或紫外线暴露、或添加降解菌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光解、温度、微生物等非生物和生物活动，促进粪便中兽药的降解和去除。4.1.2.2 粪便处理模式畜禽粪污禁止直接还田应用，鼓励应用先进的粪便处理技术。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企业或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根据配置的设施，选择适宜的粪便处理方式，优先选择主管部门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推技术中的粪污沼液厌氧处理、好氧堆肥处理等方式。畜禽粪污处理还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等相关规定。4.1.2.3 生物菌剂利用微生物菌株安全性应符合《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NY／T1109）的规定，在畜禽粪便处理过程中添加适宜的生物菌剂，提高粪肥的处理温度，延长高温持续的时间，提高粪肥中兽药的降解，显著降低兽药残留量。4.1.2.4 粪肥产品质量对于畜禽粪便处理后形成的粪肥产品，产品标准对兽药含量有要求的应符合该产品标准的要求；产品标准对兽药含量没有规定，为保障畜禽粪肥产品中兽药风险可控、提高商品肥价值，对风险评估结果证明存在安全隐患的可提出预警值，作为生产经营管理的依据。产品还应符合《有机肥料》（NY525）、《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38400）等相关规定。4.1.3 防控记录应用收集、记录、整理畜禽粪肥中兽药风险防控的各类信息和资料，建立档案，妥善保存。主要信息和资料包括药物种类、使用时间、方式用量、防控措施和效果评价等。对记录数据定期梳理分析评价，不断完善畜禽粪肥中兽药风险防控技术。4.2 药物残留监管体系4.2.1 严格立法4.2.2 严格执法4.2.3 严格处罚5.当前的挑战与发展趋势5.1 当前挑战耐药性风险上升：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加剧，磺胺类、四环素类耐药率超60％。兽药质量隐患：中兽药抽检不合格率高，部分企业虚标成分。中小养殖场用药不规范：超剂量用药、休药期未落实，自配料非法添药问题突出。5.2未来发展趋势替抗产品研发加速：微生态制剂（枯草芽孢杆菌DSM33862）、中草药制剂成为重点方向，欧盟2025年新批菌株提供技术参考。智慧化监管深化：区块链溯源、快速检测技术（胶体金试纸条10分钟出结果）应用推广。中药产业政策倾斜：兽用中药企业纳入农业产业化龙头支持范围，享受加工补贴。通过AI技术，畜禽用药正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智能”，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该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记撰写：达剑森(扬州市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科学用药分会、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承办，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细菌耐药性与兽药残留控制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兽用抗菌药物的PK-PD及其研究进展》专题报告。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围绕抗菌药物的PK-PD同步模型进行了授课，重点讲解了该模型在指导抗菌药物精准用药中的作用机制和应用价值，并结合当前研究成果系统介绍了兽用抗菌药物PK-PD研究进展与趋势，为推动科学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抗菌药物的PK-PD同步模型一）什么是抗菌药物？抗生素，曾称抗菌素，是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在很低浓度下即能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的化学物质，如青霉素、土霉素等。化学合成抗菌药：也能够抑制或者杀灭微生物，但它是用人工的方法化学合成的抗菌药物，如磺胺药、恩诺沙星等。药物效应动力学(PD)：药物对人体（动物体）作用、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PK)：人体（动物体）对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二）PK-PD同步模型通过测定药物浓度-时间-效应数据，可以拟合出药物浓度及其效应的经时过程曲线，从而将药动学与药效学数据结合起来，称为药动学-药效学同步（结合）模型（简称PK-PD模型）。许多研究认为，PK-PD模型是抗菌药物发挥最大药效，毒副作用、耐药性等降到最低的重要基础，是精准、合理用药的基础。有人把它称之为“药理学的未来”。PK-PD同步模型的研究真实地反映了动物体-抗菌药-细菌之间的动态相互变化关系，是抗菌药物精准、合理应用的重要研究工具。三）评价药代动力学的主要参数：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表观分布容积（Vd）、消除半衰期（T1/2）、体清除率（CIB）、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及生物利用度（F）等。四）评价药效学的主要指标：最低抑菌浓度（MIC50，MIC90）、最低杀菌浓度（MBC50，MBC90）、防突变浓度（MPC）、突变选择窗（MSW）、累积抑菌百分率、杀菌曲线、联合药敏指数（FIC指数）、抗生素后效应（PAE）。五）PK-PD研究的意义：更准确地反映抗菌药物的作用时间过程；根据PK-PD原理制定精准给药方案，提高清除病原菌，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创新抗菌药注册申报，老抗菌药再评价。六）%T>MIC与疗效的关系：对于β-内酰胺类药物，％T>MIC的时间达到50％以上，细菌的清除率可达85％以上。青霉素或头孢菌素治疗实验性动物肺炎链球菌感染，％T>MIC的时间达到50％～100％，动物的存活率可达90％～100%。七）细菌的防突变浓度（MPC）：以MIC为依据的抗菌治疗立足于“消除感染”，为防止突变株出现和被选择形成耐药菌群，在氟喹诺酮类药物对金葡菌、肺炎链球菌和分支杆菌的作用研究中提出“防突变浓度”的新概念。MPC是药物的临界浓度值，高于该值，选择性耐药的变异菌株增殖发生率很小；实验表明，MPC通常高于MIC4~8倍；应用MPC值，能预测在达到根除感染目的同时，兼顾预防耐药性的产生。PK-PD模型优化抗菌药物的精准用药一）制定动物精准用药的原则根据动物病原菌体外药敏、PK-PD与临床结果及细菌、动物的感染部位综合考虑。优选药物：针对不同病原菌药敏试验选药。优化给药方案：根据PK-PD特点（血及组织）。二）时间依赖性抗菌药TMIC应超过给药间隔的50％，抗菌活性达到了最大化，清除细菌的速度快。药物浓度为4～5倍MIC时杀菌率即处于饱和，即使再增加药物剂量，疗效也不会明显增加。其杀菌范围主要依赖于接触时间。没有或很少有抗菌药后效应，维持其血药浓度的时间取决于药物的消除半衰期。三）不合理的给药方案：临床上将阿莫西林普通制剂肌注或内服给药剂量提高到20～30mg／kg体重，减少给药次数为每天1次。这种用药方法是不合理的。肌注或内服给药时，阿莫西林在大多数动物体内的消除半衰期1-2h。随意延长给药间隔时间，T＞MIC达不到超过给药间隔时间大于50％的要求。时间依赖性药物需要每日多次给药，以维持T＞MIC超过给药间隔时间的50％。兽医临床上将青霉素给药剂量提高到10万单位／kg体重，肌内注射，减少给药次数为每天1次。这种用药方案不合理。肌注给药时，青霉素在大多数动物体内消除半衰期小于1h。随意延长给药间隔时间，T＞MIC达不到超过给药间期50％的要求。四）浓度依赖性抗菌药：其血药浓度Cmax/MIC>8～10，能产生良好的抗菌效果。其对致病菌的杀菌作用取决于峰浓度。AUC24h／MIC＞125时，产生疗效快，能有效地杀灭细菌和抑制耐药菌株产生，临床有效率可达90％以上。一般具有良好的抗菌药后效应，如氨基糖苷类的PAE为0.75～7.5h。五）合理的给药方案：1、以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为例：具有耳、肾毒性。耳蜗和肾小管对氨基糖苷类药物摄取具有饱和性，短时较高血药浓度不增加其对药物的摄取，不增加毒性。高浓度不易产生耐药性，低浓度易诱导适应性耐药，高剂量少次数给药可避免耐药。每日单次给药，容易操作，毒副反应少，临床疗效不变或更好。2、以恩诺沙星为例：高浓度不易产生耐药性，低浓度易诱导适应性耐药，高剂量少次数给药可避免耐药。FDA批准：猪每日给药2次（2.5mg／kg）连用3天，改为给药1次（7.5mg／kg），有必要时48h后再用1次。容易操作，毒副反应少，临床疗效不变或更好。六）抗菌药的联合应用：除了选择疗效好的药物、调整药物剂量外，联合用药也可缩小或关闭MSW。两药同时处于各自的MIC之上，细菌需要同时发生两种耐药突变才能生长。联合用药能够达到关闭MSW，降低耐药率的目的。特别是对于MPC很高的药物，如抗结核药，加大剂量，不良反应增多。兽用抗菌药物PK-PD研究进展一）恩诺沙星对雏鸡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疗效及适宜剂量方案如何？其与临床推荐剂量是否匹配？给药剂量＞10mg／kg时，可观察到杀菌活性；剂量≤40mg／kg时，无法实现细菌的完全清除。基于血浆游离药物数据拟合得出AUC72h／MIC的剂量为14.16mg／kg；该剂量较我国临床推荐的7.5mg／kg偏高，在治疗MIC≥0.125μg／mL的肺炎克言伯菌感染时需慎重考虑。二）利福昔明乳管内注入对大肠杆菌引起的奶牛乳房炎效果显著，Wang等通过建立PK／PD模型，评估目前给药方案的治疗效果。AUC24h／MIC超过57.80h时可实现最佳抗菌效果；临床推荐的利福昔明100mg／乳区、每12小时一次的给药方案对大肠杆菌引起的牛乳腺炎治愈率达91.08％。三）Zhang等采用体外动态感染胸膜放线杆菌模型，模拟达氟沙星在猪血浆中的浓度变化，分析其PK-PD参数与抗菌活性的关系。AUC24h/MIC99与抗菌活性拟合最佳，抑菌、杀菌和根除效应对应数值分别为2.68、33.67和71.58h，可为达氟沙星治疗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感染提供指导。四）Lu等通过体外动态模型评估达氟沙星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PK-PD靶值及耐药机制，并基于MSW假说优化给药方案。抑菌、杀菌和根除效应对应的AUC24h／MIC分别为34、52、64h。耐药突变株富集与AUC／MPC相关，外排泵及调控基因过表达是耐药原因，最低突变预防靶值（AUC24h／MPC）比值为19h。该菌对达氟沙星耐药呈浓度依赖性，符合MSW假说。而当前2.5mg／kg的临床给药方案可能因诱导耐药存在治疗失败风险。五）Yang等通过建立PK-PD模型优化恩诺沙星对副猪嗜血杆菌的给药方案。对健康猪和感染猪肌内注射2.5mg／kg恩诺沙星，两者的AUC和CL差异显著，提示病菌可能改变恩诺沙星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恩诺沙星对该菌的MIC、MBC均为0.125μg／mL，MPC为0.6μg／mL，其抗菌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六）抗生素联用PK-PD模型的研究进展1．联合用药动态相互作用量化2023年研究发现氨苄西林与头孢曲松联用时，通过PK-PD建模，测定相关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二者联用时CRO＞1mg／L是有增效作用，并允许AMP剂量下调，优化临床给药方案。2．给药方式与PK-PD模型创新2023年有研究人员探讨美罗培南延长输注与间断推注单药及联合多黏菌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疗效。发现美罗培南延长输注联合黏菌素，可优化PK-PD参数，抗菌效果较好。3．特殊种群模型精细化2021年，有研究人员探讨健康犬与危重犬静脉注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群体药代动力学，优化给药方案：危重犬优先延长输注时间（至3小时）而非增加剂量，以提升fT＞MIC。ENR单药：＞2×MIC时24h内完全杀菌。CEQ单药：≥1×MIC时抑菌，但易反弹。ENR＋CEQ联用产生协同或相加作用；优势为0.5×MIC ENR＋低浓度CEQ即可增强杀菌效果。CEQ的％T＞MIC需求从48.66降至18.04，抗菌活性显著提升。同时，ENR单药治疗24-30h后，诱导出低水平耐药株（MIC升高4-8倍）。联用方案未诱导CEQ耐药株，提示联用可延缓耐药。首次量化ENR＋CEQ联用对抗肺炎克雷伯菌的PK-PD参数，为兽医临床优化剂量方案及控制耐药性提供实验依据。研究人员将氨苄西林-头孢曲松联用对抗粪肠球菌，并测定小鼠模型相关的药动学-／药效学指标，优化临床给药方案。在优化的粪肠球菌小鼠感染模型中，测试两种新指标（头孢曲松阈值以上时间、氨苄西林超过MIC以上时间）以明确头孢曲松对氨苄西林的增强作用，并通过模拟人类用药剂量评估临床相关性。AMP＋CRO的体内疗效由T>threshold(CRO)和T>MICI（AMP）双指数驱动。联用CRO时，低剂量AMP（25mg q6h）可达与单用高剂量AMP（500mg q6h）相同的T>MICI。该实验通过新型的PK-PD指数，阐述了两种抗生素联用增效的机制，指出联用的剂量配比，为优化肠球菌感染联合治疗提供依据。研究人员探讨美罗培南延长输注与间断推注单药及联合多黏菌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疗效。该实验探讨美罗培南（单药或联合粘菌素）通过间歇推注（IB）vs延长输注（EI）给药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疗效，并确定最佳PK-PD参数。通过测定杀菌效果、PK／PD参数（T＞MIC、Cmax／MIC、AUC／MIC）、耐药演变进行分析。目前制定药物敏感性标准的机构主要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欧洲药敏试验委员会（EUCAST）考量折点时用到的PK-PD标准包括：体外数据、动物模型、临床数据，以及静态与杀菌效应等。该研究以马用抗菌药马波沙星（Marbofloxacin，MBX）建立PK-PD临界值，以支持制定针对马属动物的临床折点（CBP），用于指导抗菌药敏感性测试（AST）结果的解读。研究采用群体药动学（POP PK）模型（二室模型）及蒙特卡洛模拟（MCS）生成5000条虚拟药时曲线，计算游离药物AUC／MIC（fAUC／MIC）在PDT＝72h时的革兰氏阴性菌的PK／Pdsut是0.625mg／L，而大肠杆菌MIC90＝0.0312mg／L，MBX（2mg／kg）对肠杆菌科（如大肠杆菌）感染可能有效（MIC90接近PK/PDsut)，马波沙星对大肠杆菌的折点为0.625μg／mL。马用抗生素青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折点为0.25mg／L头孢噻呋对仔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折点为2ug／ml磷霉素对大肠杆菌折点为16.0mg／L，针对动物的临床断点泊沙康唑对白色念珠菌折点为0.06mg／L小结PK-PD同步模型整合了药物浓度-时间-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抗菌药物合理用药，减缓细菌耐药性产生，以及在新兽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手段。针对不同的适应证，建立基于PK-PD的治疗方案，为兽医临床上提供科学的给药方案。对于宠物医院可根据基于MPC的PK-PD-MSW模型制定合理的个体化精准给药方案，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目前中国的畜禽养殖中，很少有养殖企业进行设计个体化的用药方案，仍存在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如何采用PK-PD同步模型，通过增加剂量、联合用药、选择首选的抗菌药物等方法来实现在兽医临床上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尚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笔记撰写：达剑森(扬州市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基于轨道巡检机器人的智能化猪场解决方案合肥拉塞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1单位简介　　　　合肥拉塞特机器人公司，专注于AI+养殖领域超过5年的头部高科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数据企业、双软认证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公司先后获得发明专利24项，软著29项。公司与温氏股份、东瑞集团、安徽农垦等头部企业建立了密切业务合作关系，应用在种猪场有20多家，家庭农场共计400多户。　　　　1.2案例背景介绍　　　　畜牧业作为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集约化、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然而，行业中仍存在诸多发展短板和痛点。传统养殖模式中，动物健康监测依赖人工观察，效率低下且主观性强；疾病预警机制缺失，常导致重大经济损失。此外，养殖场的饲料浪费、粗放式的饲喂方式导致养殖成本高日益凸显，对行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生猪养殖轨道视觉机器人正是不断研究与创制的养殖过程监控的“千里眼”，为智慧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轨道巡检机器人先进的AI机器视觉技术，通过定制化研发的母猪背膘检测、余水余料检测相机及算法，可结合母猪的品质、品系及每头母猪独特的采食特性，精准地差异化调整每一餐、每一头母猪的饲喂料量，有效调整母猪的体质、体况，进而提升母猪的生产能力。　　　　该技术能够精确监控每头猪只的行为和健康状态。它可以通过红外热成像仪实时监测猪只的体温，一旦发现猪只体温异常，立即发出预警信号。同时，机器人配备的高清摄像头和先进的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对猪只的采食、饮水、运动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判断猪只的健康状态和行为模式，从而实现早期疾病预警、资源优化配置和决策智能化。　　　　该解决方案不仅聚焦于解决大规模养殖中的健康监测和管理难题，还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它积极响应国家《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的指导，助力推动畜牧业数智化转型，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标杆案例。　　　　图2 大规模安装轨道机器人猪场　　　　1.3解决思路　　　　本方案针对传统畜牧业健康监测效率低、预警滞后、劳动力短缺、猪场管理精细化程度低及饲料浪费等问题，利用智能化猪场系统解决方案，实现数智化管理。以“轨道巡检机器人”和“精准饲喂”为核心，融合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生猪体尺测量分析模型、基于养猪业人工智能生猪估重算法模型、传感器技术和实时数据分析，精准采集猪只行为和环境数据，实时识别异常行为，并同步至系统生成预警信息，辅助快速决策。机器人可实现对繁育母猪背膘评分、结合母猪的品种、品系、日龄、胎次等信息给精准饲喂器下达给水给料的指令，达到精准饲喂的管理。机器人还可以对于育肥猪进行生长阶段动态估重与盘点等。方案高效精准、管理闭环完善，便于推广，可显著提升管理效率，推动畜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具备广阔应用前景。　　　　2场景解决　　　　2.1创新亮点　　　　技术上，开发了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生猪体尺测量分析模型，创制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可实现猪只异常识别与健康管理，通过巡检，当发现某头猪只的采食、活跃度、饮水异常时，及时发出预警，提示养殖人员关注该猪只的健康状况。可实现对繁育母猪背膘评分、育肥猪动态估重与点数等。背膘评分、估重及点数的精准度分别可达90%、95%及99%以上，完全达到可实际推广应用的要求。　　　　模式上，将轨道机器人引入畜牧业，实现了动物行为监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改变了传统人工观察费时、效率低且主观性强的状况。轨道巡检机器人如图3所示。　　　　图3 轨道巡检机器人　　　　管理上，通过机器人实时收集大量数据，帮助养殖人员更高效地管理猪群，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动物福利水平，极大地改善了畜牧业的管理效率和运营方式。　　　　本方案使用高度直观和用户友好的交互界面，使猪场工作人员能够轻松管理和监控猪的行为。如图6所示，展示了物联网平台。通过这些界面，操作员可以实时查看猪只的精准饲喂情况、背膘管理、巡检管理、点数管理、环境管理、健康管理和报警管理，进行设备控制和参数调整，接收及时的警报通知，并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从而更科学地管理猪只。　　　　　　图6 物联网平台界面展示图　　　　　图7 轨道机器人交互界面展示图　　　　2.2核心技术　　　　方案的核心技术是面向规模化猪场创制的轨道巡检机器人与精准饲喂器，采用了多源数据融合及边缘计算等关键技术，能够将巡检机器人采集的猪只健康数据（体温、活动量等）、猪只生长数据（体重、体尺等）、环境数据（温湿度、氨气浓度等），以及精准饲喂器的饲喂数据（饲料投放量、采食时间、饮水量等）进行深度融合与分析处理，为猪场的智能化管理提供及时的决策依据。　　　　其技术的先进性体现在首创性地解决了在基于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母猪非接触膘情评估和精准饲喂协同应用的难题，填补了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应用成效　　　　3.1投入产出情况　　　　本方案投入产出比高，展现出显著经济效益。尽管初期需投入资金、研发、但通过产品的试点，迭代，升级和量产。已经大范围推广和应用，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3.2经济社会价值　　　　本项目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养猪业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轨道式巡检机器人和母猪精准饲喂器的应用将带来显著的成本降低和效益提升。通过减少人工巡检和饲喂的工作量，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同时，精准饲喂能够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饲料浪费，降低养殖成本。据初步估算，使用本项目研发的设备后，猪场的人工成本可降低30%-50%,饲料成本可降低10%-15%,从而使猪场的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社会效益：智能化养殖设备的应用有助于提高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通过实时监测猪只的健康状况和精准管理养殖过程，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药物的使用，生产出更加安全、健康的猪肉产品，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此外，智能化养殖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型。虽然传统的养殖岗位需求可能会减少，但会创造出如设备维护、数据分析、系统管理等新的就业岗位，培养一批掌握智能化养殖技术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收入水平。　　　　从环境效益来看，精准管理和智能调控可以减少饲料浪费和环境污染。精准饲喂器能够根据猪只的实际需求投放饲料，避免了饲料的过度浪费，减少了饲料残渣对环境的污染。智能环境调控设备可以优化猪舍环境，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促进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　　　　3.3推广应用前景　　　　本方案具备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在全球畜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和国内养殖企业注重动物福利与生产效率的背景下，智能化监测技术需求迅速增长。项目已在多类型猪场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和技术数据，为进一步优化升级奠定基础。未来，随着技术创新与成本下降，方案将提供更精准、高效的服务，满足多样化需求并实现广泛推广。同时，其技术和模式可扩展至其他畜禽养殖领域，推动畜牧业向高效、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摘要：为有效破解市（县）域动物重大疫病防控的短板制约难题和推动后疫情时代畜牧养殖业绿色发展，四川会理市课题组结合省科协科技智库调研课题（项目）就中（兽）医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展开调研研究。课题以国内前沿实践案例、会理市域实践案例及小区试验示范项目为重点调研研究对象，具体总结国内前期实践案例和会理区域试验成熟的经验技术供业内参考。系列研究表明，创新应用中（兽）医药集成技术方案能够有效提升动物群体的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从而降低动物重大疫病及四季常见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同时能够有效遏制畜禽养殖滥用抗菌药，实现兽医临床减抗和养殖防治节本50%以上。关键词：动物重大疫病；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实践经验；创新；对策建议1 国际国内动物重大疫病概述1.1 重点防控病种立足国内视角，时下需重点防控的动物重大疫病主要是：非洲猪瘟（ASF）、猪瘟（CSF）、猪蓝耳病（PRRS）、口蹄疫（FMD）、布鲁氏菌病（BB）、羊小反刍兽疫（PPR）、羊痘病（Qrf）、禽新城疫（ND）、禽流感（AI）等。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省份、不同地理区位（域）需重点防控的动物重大疫病不尽相同，其确定应以当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为准。1.2 防控机理及前沿技术非洲猪瘟：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主要影响猪。目前针对ASF尚无有效的对症控制疫苗和治疗药物，防控以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监测和扑杀阳性感染动物等常规手段为主。国内相关科研团队（兽药企业）采用中（兽）医药加味组方对症控制ASF取得一定进展突破。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影响家禽和野生鸟类。常规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采用中（兽）医药辩证加减组方对症控制取得一定实效，相关研究仍在深入进行中。猪流感：是由猪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可以影响猪和人。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采用中（兽）医药对症控制手段取得较好效果。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危害性传染病，主要影响肉牛、肉羊、生猪等偶蹄动物。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及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实践认为采用中（兽）医药对症控制具有一定效果。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病，在国内有较大发病风险。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疫区（点）封锁扑杀及无害化处置、流行病学监测等。本病对规模化（含适度规模）养殖场危害极大，针对有价值的发病畜一般采取敏感抗菌药对症控制，发病场原则上不允许采取治疗手段，应遵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置。目前，国际国内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前沿技术主要包括：基因编辑技术（通过该技术研究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进而开发新型疫苗和治疗方法）；疫苗研究（按需研发新型对症疫苗，不断提高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生物制品（按需研发抗病毒、抗菌、抗寄生虫类的生物制品，用于预防和治疗相关动物疫病）；纳米疫苗技术（利用纳米技术研究新型诊断方法和疫苗载体，不断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遥感技术（充分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家畜禽及野生动物的疫病传播，有效预测和控制相关疫病流行、降低感染发病风险）；AI和大数据分析（通过AI技术和对大量价值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动物重大疫病传播的实时监控、预测和风险评估）；跨界合作（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开展交流合作，包括兽医、农业、环保、卫生等多领域的跨界合作，以更好的研究和防控动物重大疫病）。2 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的建立 2.1 研究方法 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的核心技术是坚持以畜禽防治用药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减抗、畜牧业提质增效为总导向总目标，通过采取经试验成熟的中（兽）医药防治技术方案以达到预期的防控效果及养殖效益。体系建设全程秉持“上医治未病，中（兽）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传统中（兽）医先进理念，重点突出“防重于治、防治结合、中（兽）医药优先”总方针。经传统中（兽）医之四时辩证、实时辩证后采取针对性、实效性强的精准用药措施（方案），以达到最佳对症控制效果。临床上包括“药物干预控制”和“非药物控制”两种技术手段。 2.2 技术原理秉持传统中（兽）医的先进防治理念及技法，在前人实践总结的经典古验方（技法）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单味中草药的药理药性、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等，并结合不同家畜禽的品种特性、生长阶段、生产功用（肉/蛋/奶/种用）、养殖环境、饲养管理条件等作综合考量，经科学辩证后对处于亚健康或已发病的动物采取对症控制手段，以达到防病、减病、治病及临床减抗、控药残、促长增重等多样化目标。其优势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简便易行、节约环保、实用实效，其短板是对微观深入的药物有效成分、药理药性、病理机制等缺乏深层次研究与论证，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2.3 技术路线中（兽）医药绿色防治技术体系建设注重对民间中（兽）医的一些特色专科防治技术进行收集整理并编撰成文（固化成果）。研究路线：专科技术案例信息采集→案例分析研究→实践论证→实践创新→效果评价→成果固化（论文/病例报告/科普资料）→推广应用（成果转化/传承弘扬）。 2.4 技术应用场景针对健康动物或假定健康动物、亚健康动物辩证用药，倡导主动采取保健预防措施（治未病）。四季动物疫病动态流行期及本群零星发病期，针对自场畜禽开展整群统防统治（群体给药-治欲病）；针对自场发病个体辩证选药用药、对症施治（个体治疗-治已病）。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山区养殖户最适合应用本技术方案，可将当地出产、现有的食药材（主推药食同源目录规定品种）就地取材、就地转化利用，以实现养殖防治病与促长增重增收的协调统一。各种动物重大疫病可根据其靶心病灶部位（如：消化、呼吸、神经、血循环、骨骼关节、皮肤、五官、生殖、泌尿等）及喘咳、流泪、流涕、呼吸不畅、便秘、腹泻、下痢、血便、浊尿、出血、脱水、贫血、疮痈、脓肿、肿瘤、结节、发热等具体的病理显症表现，合理选择应用对症的食药材予以调理纠治。 3 国内前沿实践经验“十五五”期间，县（市）域基层动物重大疫病防控的重要创新点和突破口在于持续发力加强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建设。前期实践研究表明，“三药三方三宝（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宝：中药+二氧化氯复方防疫香囊、多功能防病菌防病毒护手棒、新雄黄中药防疫暖茶）”在防控新冠肺炎及流感病毒病中效果确切、实用实效。防控ASF：黄芪、板蓝根、金银花等有效成分提取物可作为预防和治疗ASF的候选药物，其能有效抑制ASFV引起的病变、提高猪的机体免疫力并降低病死率。其中，黄芪提取物能够抑制ASFV的复制并能提高感染畜的生存率（Li et al.2023），板蓝根提取物对ASFV具有直接的抗病毒效果并能减轻病毒感染引起的病理变化（Wang et al.2023），黄芪、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草药添加到禽类饲料中亦有一定的抗流感病毒作用。另，川农大、川荣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加味黄连解毒散+加味清瘟败毒散”对症控制ASF取得研究新进展，有望实现ASF可防、可治、可控。防控CSF：在猪日粮中添加大青叶、连翘、黄连等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的中草药，其有效成分可增强猪群的整体抗病能力，CSFV的感染发病风险明显降低。防控FMD：肉牛羊等偶蹄动物“内服+外用”板蓝根、甘草、黄连等具有抗病毒和消炎作用的中草药，能够减轻FMD特征性的病理症状并促进病畜尽快恢复。防控ND：鸡日粮中添加贯众、板蓝根、大青叶等中草药，其有效成分能够提升鸡的抗病能力并对致病原（副黏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可降低NDV感染发病风险。由此可见，经前期试验成熟的中（兽）医药方剂在防控家畜禽重大疫病方面切实可行，关键在于科学辩证分析、合理选药用药、靶向对症控制。4 区域实践经验四川会理地区兽医专业人员开展实地调研及小区试验研究，具体总结区域实践经验供业内借鉴参考。4.1 药物干预控制单味中草药：经实践验证，当地农村地区颇具实效的常见食药材主要有“益母草（主治母畜产科疾病，与生姜、红糖联用增效）、金银花（抗病毒/抑菌/牛结节病辅治）、鱼腥草（疮痈脓肿）、淫羊藿（提升种畜性欲及提高孕产率，与红糖、鸡蛋联用增效）、百草霜（即锅底灰，主湿热下痢）、木炭粉（主湿热下痢）、板蓝根（抗病毒/抑菌）、大青叶（抗病毒/抑菌）、车前草（清热利尿排毒）、蜂蜜（润肠通便）、红糖（补血/补虚/解毒）、食醋（开胃/化积/解毒）、大蒜（消炎抗菌/止痢）”等。近代兽医临床研究表明，大黄（孕畜慎用）、黄柏、穿心莲、黄芩、双花、黄芪、板蓝根、贯众等对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痢疾杆菌、绿脓杆菌等G+、G-菌均有一定的抑杀作用，对病毒、钩端螺旋体、致病性真菌和原虫感染等也有一定抑制性，同时能激发动物机体免疫潜力、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能力、促进保护抗体形成。因此，农村地区养殖户可就地取材，合理加减组方或单味应用现有的常见食药材即可防治各种畜禽常见病，前提是要熟悉掌握一定的中兽医药基础应用知识，懂得辩证（对症）选药用药和加减组方之道。目前，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药食同源中草药目录品种有110种，是人畜防治四季常见病之首选。值得注意的是，罂粟、牵牛子、朱砂、草乌、雄黄、蟾酥等具有一定毒副作用的中药品种对某些人畜重大疫病具有实效，但在保健食品中禁用，原则上不建议推广使用。复方中草药：消化系统病变首选“白头翁散（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金银花、黄芪、杨树花）、乌梅散（炒乌梅肉、黄连、柴胡、秦艽、炒杏、炙甘草等）、杨树花口服液（杨树花、黄连、黄芩、黄芪、黄柏、栀子、白头翁、增效剂等）、苍术香连散（苍术、黄连、木香等）、蒙脱石散（蒙脱石及佐剂）、穿心莲散（穿心莲、 辣蓼、大青叶、 葫芦茶等）”。上述方剂常用于防治畜禽肠炎、湿热下痢、腹泻、血痢等诸症。其中，健胃、促消化、促长增重可选用“胃肠活（黄芩、陈皮、青皮、大黄、白术、木通、槟榔、知母、玄明粉、六神曲、石菖蒲、乌药、牵牛子等）、建曲（六神曲、厚朴、木香、白术、枳实、青皮、紫苏、荆芥、羌活等）、山楂开胃散（山楂、麦芽、增效因子、佐剂等）、健胃散（山楂、麦芽、神曲、槟榔、增效因子等）”等。养殖者可视具体情况将上述组方药加味或减味应用，或直接使用市售商品化中兽药。呼吸系统病变首选“荆防败毒散（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枳壳、羌活、桔梗、薄荷、甘草等）、麻杏石甘散或麻杏石甘口服液或麻杏石甘颗粒（麻黄、杏仁、石膏、甘草等）、小柴胡散（柴胡、黄芩、姜半夏、党参、甘草等）、麻黄鱼腥草散（麻黄、黄芩、鱼腥草、穿心莲、板蓝根等）”。上述经验方剂常用于防治畜禽病毒性感冒、喘咳、呼吸不畅等，必要时与敏感抗菌药联用效果尤佳。家畜产科疾病：生猪、肉牛羊、马属动物首选“益母生化散（含益母草、当归、川芎等）”，可于母畜产前、后连服用3～5d。农村地区可就地取材而用之，针对产后出血及过度虚弱的母畜可将益母草配合红糖、鸡蛋使用则效果更佳。益母生化散加味对母畜产后恶露不尽、胎衣不下及“三炎症（乳炎、子宫炎、生殖道及泌尿道炎）”等均有良效。中西医结合用药：实践中，针对伴严重继发（或并发）感染的重症病例，必须配合敏感抗菌药才能达到预期疗效。一般判定标准为发病动物食欲完全废绝且伴血便、血尿、浊尿、红热肿痛等症状，此时必须氟苯尼考、头孢菌素、复方青霉素、氨苄西林钠等敏感抗菌药参与对症控制继发（或并发）感染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对于精神状态基本正常且尚有食欲的轻症病例则可采用纯中药方案施治。注：重症绝食病例可直接灌服对症中草药制剂，同时肌注敏感抗菌药混悬剂；成年反刍动物（肉牛羊）必须使用抗菌素时只宜肌注、不宜内服，以免造成药物二次伤害。4.2 非药物控制技法即：应用针灸、艾灸、放血、炙、穴位贴敷、热敷、按摩等非药物施治的传统中兽医技法。实践应用场景：采用耳尖、尾尖及四肢特定穴位紧急针刺放血适量可救治家畜（生猪、肉牛羊、马属等）急性中暑及热射病、疫苗急性过度应激等，对不明原因引起某些猝死综合征亦有一定效果。较常规的药物治疗而言，采用此技法先行救治在临床上能显著提升综合治愈率和降低病死率。此外，牛顺气穴小孔插枝（常用光滑柳枝）作深部刺激，可治疗牛眼结膜角膜炎症（俗称：牛红眼病）；以醋打湿病牛背部（防灼伤皮肤），之后在背部覆盖酒精打湿的毛巾被并将其点燃，此法称为“醋酒灸（火烧战船），临床上可治疗母牛产后瘫痪及牛四肢风湿症；牛食积胀气可采用口衔横木以促进嗳气排出，横木上涂抹适量清凉油、冰硼散、花椒油等刺激性物质则效果更佳；仔猪针刺后海穴（交巢穴）可缓解便秘及腹泻症状；针刺家畜（生猪、肉牛羊、马属）蹄部、肢关节部特定穴位可治疗跛足及瘫痪。由此可见，民间中（兽）医尚有诸多非药物施治技法值得业内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推广应用。4.3 集成技术方案应用中（兽）医药绿色防治技术体系建设要秉持高度集成化原则，尚需结合福利化养殖、临床处方优化用药、支持疗法等有效手段以提升总体效果。福利化养殖：通过养殖过程中不断调适优化养殖环境条件、饲料营养配方、饲喂方式方法、饲养管理手段等，尽可能的保障当前家畜禽健康生长发育的“五项基础福利（心理、生理、行为、环境、卫生福利）”，使之尽量不发病或少发病，从而达到防病减病减抗目标。强化环境控制要尽量满足“清洁、干燥、通风、采光足、温湿度适宜”等五要素，并随畜禽不断繁殖增量和生长发育而采取必要的限密均群、分栏组群饲养，尽量满足其自由活动、安静起居、自由饮食的天性表达。强化营养控制应尽量按照国标饲料配方科学配制全价饲料，均衡配比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氨基酸、必需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重点营养物质，严格遵循“五定（定人、定时、定量、定点、定配方）”原则投喂料，并保证24h不间断供应清洁饮水。同时，养殖过程要不断发现和解决存在各种问题，持续改善养殖基础设施条件和日常饲养管理。临床处方优化用药：推行药敏试验筛选敏感抗菌素高效对症控制，必要时采取敏感抗菌素联合增效用药方案短期、迅速控制继发（并发）感染，至少实现兽医临床使用抗菌药减量20%-50%目标。必要时采取中西医药结合、联合增效用药方案以缩短治疗周期、提升治疗效果。支持疗法：立足促进发病动物尽快康复、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有必要采取类似于人类的心理（情志）疗法及其它辅助疗法。譬如，饲养管理人员与发病动物建立亲密和谐关系，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通过梳理被毛、按摩、推拿、热敷等手段使之消除紧张、焦躁、沉郁等不良情绪；病期采取有效对症控制，针对严重腹泻致虚弱脱水的病例补喂补液盐、复方电解多维液或红糖水等补益性食药材；康复期适量增加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喂量，必要时有针对性增加日粮中维生素合剂（VC、VB、VE）、矿质元素及氨基酸喂量，草食畜（肉牛羊）可在圈舍内悬挂优质复合营养舔砖任其自由舔舐；尽量满足发病动物每天适量运动及日光浴等福利化需求，全程实施精细化饲喂管理以促进其快速康复。5 短板弱项及对策建议5.1 国内县（市）域基层兽医诊断实验室能力明显不足，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建立实验室网络体系，但仍存在中（兽）医药专科技术人员短缺、实际诊断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对策建议：加强县（市）域基层兽医诊断实验室建设，优先“引、育、留、用”中（兽）医药领域专科人才，全面提升中（兽）医药专科的诊断能力和服务能力。5.2 针对基层中（兽）医药服务体系的支持政策、激励机制等保障措施不够细化完善，导致中（兽）医药专科的科研攻关能力不足，总体上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对策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县（市）域基层中（兽）医药服务体系的优惠支持政策及考核（评）激励制度，积极组建特色专科（专家团队），充分激活基层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的干事热情并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同步组织专科专家开展全域科技人才服务队伍提能培训。5.3 各省、市（县）对域内中（兽）医药专科人才和可用价值资源（中草药）的发掘利用不够充分，大部地区均处于起步阶段、初级推广应用阶段。对策建议：建立县（市）域中（兽）医药特色专科人才库（智库），充分整合人才、项目、资金等优势资源持续升级打造特色专科，重点攻关研发和推广应用县（市）域现有的中草药资源，通过“网+”双线（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培训），大力引导广大群众熟悉掌握中（兽）医药在畜禽养殖中的基础应用知识（技术）。5.4 全国各地针对中（兽）医药专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可从互联网、新老媒体、先行区等渠道获取的可复制推广经验技术非常有限。对策建议：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立足实践、勇于创新，各年度有计划组织业内开展经验总结交流会及评先评优，将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的学术和技术两个能力纳入重点考核（评）项，鼓励专科人才多出成果，力争每年度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成果（科技论文、试验报告、病例报告、调研报告等）。6 结论长期实践研究表明，中（兽）医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切实可行。高度集成制度化规范化生产管理、福利化养殖管理、生物安全防控、疫苗免疫保护、食药保健预防（治未病）、中（兽）医药减替抗应用、中兽医非药物施治技法、支持疗法、兽医临床处方优化用药等关键性措施及技术方案，各类动物重大疫病有望实现可防、可控、可治的新突破。民间中（兽）医药服务体系不乏某一领域的专科技术人才，其实践性、实用性、实效性极强，通过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高层次专家团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发掘打造、培育提升和宣传推广，完全有可能破解各类动物重大疫病的防控难题。后疫情时代、后抗菌素时代，中（兽）医药专科的特色优势发挥为推动养殖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更多的可能性，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建设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可行路径之一。本文旨在为广大山区农村的适度规模养殖场（户）及散养户通过中兽医药防控畜禽疫病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陈宏，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动物医学），高级兽医师，主要研究方向：畜牧生产相关、中兽医基础应用科学、信息化办公。 工作单位（联系地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农业农村局（615100） E-mail:571341750@qq.com   TL:13881526784（陈宏）

摘  要：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兽医的历史也较世界其他国家早。我国古代兽医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的早期发展，和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奠基发展，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传统兽医学体系。它是我国历代人民在与畜禽疾病斗争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总结而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儿女宝贵的文化遗产。探寻数千年我国古代兽医发展历史，大力弘扬传统兽医文化。关键词：探寻；古代；兽医；弘扬；文化。兽医，古指掌疗兽病之官，后泛指治疗家畜家禽疾病的医生。兽医是个古老的职业，始于远古时期。“兽医”一词始创于我国周代，其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研究世界兽医史，必须先研究我国古代兽医的起源和发展史。多数学者将我国兽医史划分为古代兽医、近代兽医和现代兽医，其中古代兽医是指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漫长的时段。一般来说，我国古代兽医的发展过程主要分为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等几个阶段。1 我国古代兽医起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早在万年前便出现了畜牧业。若按照“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由生产所决定的”的原则来看，兽医(最早的传统中兽医)应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1.1 畜牧业的起源。诸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前开始驯养家畜。35万年以前“河套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了家畜的直接祖先即真马、真牛、真羊、真骆驼等，促使我国北方原始猎牧业活动萌发。约在1万年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已有猪、牛、犬、马等家畜饲养，便出现了原始的家畜驯养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看，距今11310±180年至7580±410年的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裴李岗遗址中，挖掘出猪、羊等骨骼；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和6000年的安徽薛家岗遗址中，发掘出猪、犬和水牛的骨骼，不过数量较少，家畜种类也有限，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在原始社会已出现家畜圈养。考古显示，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陕西西半坡村和姜寨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家养的猪、犬头骨、牛、羊、马、鸡的残骸，还有甩细木柱围成的圈栏，用以饲养动物。相传在早期的轩辕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对一些鸟兽以及牛马进行圈养，出现原始畜牧业的雏形。相传在尧舜时代就已经设有专门管畜牧的人员，这也是畜牧政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端，这类人员被称作为“益做虞”，主要负责对牲畜的管理，是当时掌管畜牧的高级官员。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中，已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象形文字。家畜圈栏的出现，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了此时已初具兽医防护的设施，有了一定的关于家畜卫生防护的知识。1.2 兽医的诞生。历史证明，自有人类社会出现，就有医学的萌芽；同样，有了畜牧业就有兽医的活动。我国古代兽医学的诞生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其起源于原始社会，可追溯到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的早期阶段，即远古（大约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至公元前22世纪。如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时说“兽医学起源于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及将其转化成为家畜的时代。”这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历史，也说明我国兽医术早在原始社会已开始萌芽。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在开始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家畜疾病的斗争。随着古代畜牧兽医工作者不断地生产实践以及经验积累，不断地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从而就诞生了兽医学。例如火和石器﹑骨器被应用于战胜人畜的疾病，导致了温热疗法﹑针灸术以及其它外治法的起源。对家畜的阉割术也是当时比较原始的一种医兽办法。相传在公元前27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就有火骟法的运用（家畜去势，也算是最早的兽医外科学）。我国兽医的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位马医叫马师皇，是相传生活于黄帝时代的著名兽医，“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被称作上古第一“医仙”，也被尊奉为兽医的鼻祖。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里说“上古之世早已使用家畜的中国，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就有医药的搜集。”在西方，有关兽医发展的早期记载是公元前2100年，在巴比伦古老法典中有对于牛医和驴医的义务和应得报酬所作的规定；公元前1900年，埃及人已在莎草纸上记录有治疗动物疾病的处方；在古印度，兽医和人医曾同样兴盛，公元前1500—前1200年的吠陀时代，一些经典中有以韵文记载的动物疾病及其治疗方法。中世纪时兽医学趋于衰落，患马常由一些锻造铁蹄的铁匠诊治。英文“兽医”一词既指钉马蹄的铁匠，又指兽医，可能即此之故。1.3 兽医称号的出现。“兽医”一词创于周朝，这一职业有较为正式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前西周时代的《周礼》之中。《周礼·天官·兽医》：“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旧唐书·职官志三》：“兽医掌疗马病。”明陶宗仪《辍耕录·兽医》：“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在远古时代，人医和兽医并不分开，同时也是互相兼治的。在轩辕黄帝时代，人医是兼兽医的，所以为人看病的医生同时也为动物看病，并没有专门的兽医之说。至周代人医与兽医才开始分立。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时代宫廷医生已分为食医（营养科）、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兽医开始成为独立的专门职业。兽医之职是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病），并能“据病之所宜，以五谷养之（饲养管理）”，即能依病之所需，配合食疗法。于是，就有“兽医”始创于我国周代、世界各国未有早于我国者之说。2 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发展在奴隶社会，大约公元前22世纪至前476年（即大约夏朝、商朝和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得到了初步发展。2.1 夏商时期。我国兽医技术的早期发展与马以及猪﹑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视有关。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之前，人类已较普遍的饲养了猪、犬、牛、羊和鸡等畜禽。为了畜禽的健康与繁衍，便有了与畜禽疾病进行博弈抗争的史前兽医活动。殷商时因马已用于拉车和骑射而开始注意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贞多马亚﹐其 (有) ”等字句﹐其中“亚”读为“恶”，是马有疫病的卜辞；同时还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体内寄生虫、齿病等。殷墟遗址中的甲骨文中始现家畜去势的文字记载，发现有牡猪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笔划是断离的，许多学者释为去势的公猪，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阉割术。2.2 西周、春秋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兽医在治疗家畜疾病时有3种方法：一是不论内科外科疾病，都灌以药物。《周礼》中的“疗兽病”所说的“灌而行之”，就是灌药治疗。二是“疗兽疡”，即外科病，除了灌药以外，还要“刮之”，就是手术治疗。要清除其害死组织或浓污，以发其恶，然后在创口上敷以药物。三是根据畜病的具体情况施以针刺治疗。据《周礼·天官篇》记载：“兽医掌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道退之”。这说明当时不但已设有专职兽医治疗动物疾病，而且已将内科病(兽病)和外科病(兽疡)区别开来，兽医内外科就已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此记载中所呈现的内、外分科、诊疗程序以及护理方式不仅符合我国的中医理论，甚至从现代兽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十分合理的。在兽医临床上能够根据不同的病采取灌药、手术、护理、食疗等治疗方法和综合措施。这种临症的综合疗法，无疑是兽医学术上的一大飞跃。而此时在兽医诊疗技术上的脉诊(“以动其气，以观所发”)当是我国兽医临床脉诊应用的最早记载。因此说，当时的兽医学术不仅脱离了原始阶段，而且已初具水平，较之同时期的西方兽医学仍可说是进步的。这一时期，我国著名于世的家畜去势术已有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于猪(猿)、马(骤)及牛等多种家畜。有关文献记载的有“豮”(fén)(指去势的公猪)和“攻特”(即騬之﹐指马去势)等。在家畜的疾病方面﹐当时的书籍还记载了危害家畜较大的一些普通病、传染病、侵袭病，如“瘈狗”(zhì gǒu)（指狂犬）、“瘯蠡”(cù li)（指家畜疥癣）、“玄黄”（指马黄病极而变色）、“瘏”(tú)（指马疲不能行进之病）、猪囊虫(米猪)、传染病(疫)、运动障碍（劳伤）以及外血吸虫如马、牛虻(赢蠻)等疾病，并有了比较正确的诊断和防治措施。这一时期，我国已有肉品检验方法，出现肉品检验专业人员。如《周礼·天官》中还有“内饔(nèi yong)(借指宫廷中的膳食)……辨（肉）腥(xīng)﹑臊(sāo)﹑膻(shān)﹑香之不可食者”等记载﹐可视为我国畜禽肉类产品检验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兽医医药专著尚未发现，只见一些零散的兽医资料。在《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记载有人兽通用的药物100多种，并有兽医专用药物的记载，如“流赭(代赭石)以涂牛马无病”等。在《礼记·月令》中记有:“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古代人们具备了采药的技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造父、孙阳、王良等畜牧兽医名人。其中秦穆公时的兽医学家孙阳(号伯乐)，被视为我国兽医的始祖。3 我国古代兽医奠基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大约从东周的战国时期开始，经历秦、汉等数十个朝代，一直到清朝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兽医学知识不断总结，最终形成学术体系并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3.1 封建社会的前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65年，即战国时期到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兽医学进一步奠定基础和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阶段。3.1.1 战国时期已有“驼医”、“马医”、“牛医”，为我国最早实行“专科”化兽医诊疗的雏形。如《列子》中记载有专门治马病的马医；《墨子》中也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的记载。此时关于家畜疾病的记载较多，并已开始对家畜发病原因进行探讨。如“牛疡”(见战国的《古玺文字征》)、“羸牛”(指瘦弱牛)、“马肘溃”、“马折膝”（均见《战国策》）、“马刃伤”(见《楚辞》)、“马暴死”(见《晏子春秋》)等。《晏子春秋》中还有马中暑的记述，“大暑而疾驰，甚（重）者马死，薄（轻）者马伤”。《庄子·马蹄》对马匹死伤原因的分析表明，饲养管理不当、使役过度等都是马匹致死或致伤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对兽医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现存《素问》、《灵枢》两篇，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为中医、中兽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兽医临床诊疗实践。3.1.2 秦汉时期中兽医学有了较大发展。秦代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见《云梦秦简》)，汉代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厩律”。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和药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和以后中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兽医药物一般认为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在秦汉后的六百来年中，出现我国最早的兽医及药物书籍。如秦汉时期出版的《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我国第一部人畜通用的药书专著，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兽医书籍。其中特别提到的“牛扁(药名)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捣傅(敷)猪疮”﹑“桐花主傅(敷)猪疮”以及“雄黄治疥癣”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辨证论治的原则，也对中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立的六经辨证方法及其许多方剂，一直为中兽医临床所沿用。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曾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并进行剖腹涤肠手术，相传他还著有《青囊术》《华佗(兽医)方》和关于鸡、猪去势的著述，民间传为阉割始祖。汉简(如《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中，不但有兽医方剂，而且还有将药物制成丸剂给马内服的记载。汉代将铁制的九针﹑金针和银针用于针灸﹐并有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动物疾病的记载(见《列仙传》)。河南方城汉墓中出土有“拒龙阉牛图”﹐说明中国在1800多年前已掌握了牛的“走骟法”。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鞮)进行护蹄和为马削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曾出现有畜牧兽医专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相马经》，《三国志》注中还记载汉代曾出现有《马经》和《牛经》等专业书籍问世。3.2 封建社会中期。公元265—1368年，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宋、元等朝代，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3.2.1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以后﹐我国兽医学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晋代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其中有关于马驴十几种病的疗法﹐如用黄丹术治“脊疮”﹐用灸熨术治“马羯骨胀”﹐用“谷道人手”技术治“胞转”﹐并指出疥癣有虫等。《肘后备急方》中的炼丹术的记载，可谓系制药化学的开端，比欧洲早了500-600年。葛洪提出了“杀所咬犬，取脑敷之”的狂犬病防治方法，首次运用了免疫学，比欧洲早1000多年，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有畜牧兽医专卷，载有家畜26种疾病的48种疗法﹐包括掏结术和猪、羊的去势术；“削蹄治疗漏蹄”是世界上关于修蹄技术的最早记录；对家畜群发病提出了早期隔离控制疾病发展的方法，反映出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后﹐兽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如梁代的《伯乐疗马经》。3.2.2 隋代始设太仆寺(一说“北齐”始设)，统管马政与牧政，有“兽医博士员120人”(《隋书》)。我国的兽医技术已开始分科并趋完善，畜病的诊治﹑方药及针灸等均有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俞极撰·治马经》、《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杂撰马经》以及《治马牛驼骡等经》等。此期间的兽医学识和著作也系统地传到国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兽医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3.2.3 唐代开始有兽医教育机构，中国的兽医教育始于唐代。在主要通过祖传或采取师徒两种形式进行中兽医技术传授的基础上开始了官办兽医专业教育。据《旧唐书》记载，唐神龙年间的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博士，以教众生徒”。我国唐代的兽医教育制度比欧洲最早于1761年设立的法国国立里昂兽医学院早1000多年，它不仅促进了我国传统兽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国外的兽医教育。唐贞元末年，日本兽医平仲国等到中国学习兽医。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还制定了有关畜牧兽医的法规﹐如唐律规定“诸乘驾官畜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以及“……伤重五日内死者，从杀罪”（见《唐律疏议》）。唐高宗显庆四年颁布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可称是中国古代较完备、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出现于唐代的兽医专著约10余种，其中唐禧宗时的《司牧安骥集》（李石编著），对于我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不仅总结了前代的兽医理论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一些临床经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经典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为宋、元、明三代学习中兽医学的必读本。它的问世，可视为我国兽医学体系形成的标志。9世纪初《司牧安骥集》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明代时日本已有《假名安骥集》的编译本流传。唐代名医王焘《外台秘要》中还有“驴马牛狗诸疾方”。唐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如西藏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著作，新疆有《医牛方》等。3.2.4 宋代兽医又有进一步的创新和充实。据《宋史》记载，太仆寺初有“药蜜库”“皮剥所”，咸平三年(1000)又增设“群牧司”。据元《文献通考》记载“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授糖蜜之物，以供马医之用”。1007年设置了“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1036年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后又规定“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有耗失则送皮剥所”。“药蜜库”即兽医中药房，也是中国最早的兽医药房；“病马监”相当于今天的兽医院，这是我国官办“兽医院”的开端；“皮剥所”为专门负责尸检的机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家畜尸体剖检机构。北宋时著名兽医常顺，因创用药浴法治疗马疥癣，而被封为“广禅侯”。据考证，广禅侯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钦封的兽医侯。宋代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促进兽医著作繁荣，当时出版的诸多兽医专著流传。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伯乐针经》、《安骥集》、《安骥集药方》(世界最早的兽医方剂学专著)、《明堂疗马经》﹑《相马病经》﹑《医驼方》、《贾躭医牛经》、《贾朴牛书》、《马经》、《疗驼经》﹑《师旷禽经》、《重集医马方》、《医马经》、《相马病经》、《常知非马经》、《段永走马备急方》等。王愈编集的《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针法。宋代多次修订本草，在《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的基础上，名医唐慎微编著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世有《大观本草》、《绍兴本草》、《政和本草》三种，药物由《新修本草》的844种增至1558种，为明代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奠定了基础。据《使辽录》记载，当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用醇作麻醉剂，进行马的切肺手术。3.2.5 元代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又称《马经通元方论》或《司牧马经痊骥通元论》）﹐是继《司牧安骥集》之后现存较早较完整的一部兽医学专著，其中“三十九论”、“四十六说”对于家畜脏腑病理及一些常见多发病(尤其是结症及跛行等)的诊疗进行总结性的论述，如对马的起卧症(包括直肠掏结术)进行总结论述外，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书中“点痛论”和“跛拐症”是后世诊断跛行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安骥集八卷》和《治马、牛、驼经》等书。3.3 封建社会后期。公元1368—1840年，即明代到清代末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时段，是中兽医学在我国古代发展的高峰时期，并逐渐走向衰落。3.3.1 明代是中兽医学的巩固发展时期，在兽医教育和兽医学著作方面有所建树。政府特别重视民间兽医的培训，曾几次培训基层兽医。如明英宗时规定，每二十五匹种马为一群设兽医一人，由“每群长之下挑选聪明子弟二三人学习，定业成一人，专看治马匹”。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正是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于1608年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是前人和自己的兽医学理论及临床经验之大成，首次提出与中医学相区别而特有的“八证论”辨证技术。该书是目前海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学古典代表著作，日本此后有《马经大全》流传。在此前后，有关马﹑牛疾病的医书也出现过不少，如杨时乔编集的《马书》、《牛书》，钱能编集的《类方马经》，内容都很丰富。明医李时珍1578年编著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共收录药物1892种、方剂11096帖，其中涉及兽医方药229条；不但为人医﹐也为兽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药知识。此外，朝鲜于1633年刊行有汉文的《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书中引证了不少我国古代兽医经典著作。3.3.2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中兽医学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清政府为防止其他民族的反抗而禁止劳动人民养马，废除明洪武年间确定的“挑选聪明子弟学习兽医”制度；末期禁令虽弛，但已严重阻滞了马业和马病学的发展，而牛猪禽业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兽医著作出现，主要是对《元亨疗马集》一书进行的改编﹑选辑和充实，如李玉书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删补和改编，成为现今广为流传的《牛马驼经大全集》；赵学敏编著了《串雅外编》，其中特列有“医禽门”和“医兽门”，收录六畜疾病治疗方；郭怀西编著有《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另外，编撰的兽医著作或抄本主要有《抱犊集》、《鸡谱》、《疗马集》、《养耕集》、《牛经备要医方》、《牛医金鉴》、《相牛心镜要览》、《牛马捷经》等流传。4 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兽医学由盛极而趋衰落，近代兽医发展迟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现代兽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兽医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特别巨大贡献。现就传承、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4.1 宣传兽医理念。数千年来，兽医从起源、发展到兽医学体系的形成，无不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兽医为人类贡献厥功至伟。大力宣传“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和现代兽医在维护公众健康、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开展“世界兽医日”、“中国兽医日”和“杰出兽医”等专项宣传活动，展现新时代我国兽医工作者在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方面的突出贡献，让广大公众了解兽医、支持兽医、尊重兽医、热爱兽医，引导我国兽医行业健康发展。4.2 弘扬兽医文化。祖国传统兽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建议依托兽医学科较强的大学、科研院所建立“国家兽医博物馆”；建立和充实蒙、藏、壮、维等民族兽医博物馆；修缮和充实民间兽医博物馆，如“水草庙”、“元亨纪念馆”等，保护、收集、挖掘、传承、精研、发展祖国兽医文物、史料和理论，展示中国兽医的历史渊源，进一步确立我国兽医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弘扬我国传统兽医科技和文化。4.3 加大兽医投入。国家和社会机构要增加对兽医的投人。建议一是涉农涉牧大学恢复或增设中兽医专业，增加中兽医、中兽药硕士、博士教育，强化中兽医、中兽药学科建设，兽医、医学、医药、历史等相关专业增设中兽医、中兽药等课程；相关科研院所设立中兽医、中兽药等研究所（室），国家、省畜牧兽医学会（协会）设立中兽医分会，开展中兽医系统性研究，加强中兽医专业人才培养与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和发展中兽医学。二是相关院所和药物、兽药生产企业加大中兽药研发投入，加强中兽药、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等研发，促进中兽药产业发展。三是在执业兽医考试中增加中兽医、中兽药权重，或增设中兽医科，提高我国中兽医的行业影响力。四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章程、标准，整合行业资源、规范行业行为，保护和发展中兽医事业，激发中兽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促进我国中兽医行业的全面、健康发展。本研究以我国古代兽医为对象，探寻数千年来兽医的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的历史及传统兽医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并就如何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建议。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存在不足或错误；有的地方引用不是很准确或存在错误，也不能一一甄别，请给予谅解。另外，文中采用“相传”、“传说”等说法，提供不了确证和文献出处，也因篇幅限制未作进一步拓展叙述，也请给予谅解。

当前，我国猪病流行谱持续演变，多重病原共感染与毒株变异导致临床表征日趋复杂，传统防控策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业对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新技术体系需求迫切。2025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如期召开。本场会议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宁波第二激素厂、默沙东动物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协办。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钱平在会议上分享了《PRRS防控净化新技术及应用》专题报告。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钱平猪蓝耳病的流行现状以及危害自1987年在美国首次暴发以来，PRRSV已几乎遍及全球主要养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养猪生产者每年因PRRSV导致的损失高达668.58万美元，而在中国，PRRSV感染损失达1424.37元/年/母猪，全年损失近600亿元。全球养猪业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7亿美元。钱平教授介绍，通过数据调查显示，蓝耳病对肉猪生产效率有着极大的影响，PRRSV双阴性猪的成活率最高，达到97.90%，日增重为863.56克，料肉比为2.462，FSA指数为343.4。相比之下，PRRSV阳性不稳定猪的成活率最低，为93.26%，日增重为714.86克，料肉比为2.544，FSA指数为262.1。（FSA指数的计算公式为：FSA指数 =（成活率% × 平均日增重 g）÷ 料肉比）PRRSV特点及防控难点PRRSV毒株多，易变异和重组，抗原性和致病力差异大；感染后易引发免疫抑制，导致继发细菌感染；主要感染途径包括呼吸道、生殖道及带毒的后备猪和病猪；感染后组织带毒时间长；该病呈自限性，但抗体水平参差不齐，易感猪的大群体易循环感染；疫苗交叉保护效果不确切，如自家苗或同源性高的灭活疫苗有一定效果，病毒感染或疫苗免疫中和性抗体水平低，弱毒疫苗毒水平传播或垂直传播；抗病毒药物或生物制剂缺乏，现有效果不确实。PRRSV在不同情况下体内带毒时间：· 唾液带毒时间最长可达42天；· 野毒感染公猪精液带毒时间可达92天，疫苗毒为30天；· 粪便带毒时间可达39天，尿液带毒时间可达28天；· 保育或育肥猪感染（包括疫苗毒）病毒血症最长可至70天；· 保育猪感染后157天，扁桃体刮取物可以分离到病毒；· 4周龄猪只感染后，PCR检测阳性最长可至225天（扁桃体）；· 妊娠期85-90天内感染的母猪所产仔猪，病毒血症可持续至210天；· 妊娠期90天感染的母猪所产仔猪，22周龄后可让阴性猪血清转阳。在猪群管理方面，钱平教授提及了后备猪引种和猪群应激管理的重要性。频繁甚至高频引种、不同来源或批次引种、大日龄后备猪引种均可能促进PRRSV传播。钱平教授强调，血液、唾液PRRSV检测阴性，并不代表组织中无PRRSV！钱平教授提出了PRRS防控净化策略，强调结构化和区域化管理。1、结构化：免疫保健规范化；后备猪培育标准化；生物安全结构化；检测监测系统化；猪群流转制度化。 2、区域化：清群闭群；免疫保健；生产管理；生物安全；病毒清除鑫蓝泰临床应用效果钱平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鑫蓝泰”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与场景。在安全性试验中，鑫蓝泰显示出对保育猪安全且对采食量无影响。在不同剂量的试验中，鑫蓝泰均未对猪只的采食量产生负面影响，证明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性。通过对怀孕母猪的试验设计，研究了不同药物对生产成绩和PRRSV清除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A（鑫蓝泰）的窝均产健仔数显著提高，从对照组的13.35头增加到13.78头。此外，鑫蓝泰组哺乳仔猪成活率提高至98.58%，对照组为98.44%。窝均多提供合格断奶仔猪0.68–0.39头，每头母猪平均多提供断奶仔猪1.564–0.897头，净增收469.2–269.1元！这些数据表明，鑫蓝泰能够有效提高母猪的生产性能和仔猪的成活率。最后，钱平教授总结了鑫蓝泰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强调了其在提高生产性能、安全性以及清除PRRSV方面的显著优势。通过联合应用NADC30 GX-R18QP毒株、NADC30灭活疫苗及“一场一策”方案，鑫蓝泰可有效实现PRRS的稳定与净化，缩短驯化时间，加速净化进程。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听课笔记在当前复杂疫病挑战与养殖业追求减抗、无抗及降本增效的双重背景下，尽管预防接种和药物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能完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从长远来看，采用遗传学方法从遗传本质上提高猪对病原的抗性，开展抗病育种具有治本的功效。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承办，中农种源（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猪抗病育种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云南农业大学魏红江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猪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专题报告。云南农业大学魏红江教授猪基因编辑技术体系的建立魏红江教授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从最初的雏形与探索期到如今的应用与伦理深化期。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史是一部从粗犷、低效到精准、高效，从复杂、昂贵到简单、普惠的进化史。以CRISPR为代表的技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基因编辑的门槛，使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其强大的能力也要求我们必须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来推动其发展。魏红江教授指出尽管猪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但仍面临单个基因到多基因的同时编辑难度大、猪等大型哺乳动物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他强调，我们需要的是高效、稳定的猪基因编辑技术体系。 关于地方猪遗传资源如何有效保护与开发利用，魏红江教授认为”基因编辑+体细胞克隆技术“必不可少，而目前云南农业大学在猪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隆平台上做了许多研究：1、建立了利用随机过表达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外源基因过表达猪的方法，构建Leptin过表达克隆猪，创制PIK3C3基因过表达的肝损伤猪模型。2、建立了利用TALENs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基因敲除猪的方法，实现了目的基因的高效双等位基因敲除，敲除效率达42%。3、建立了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多基因敲除猪的方法，创制三基因同时敲除的基因编辑克隆猪，为人类肝脏等器官再生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4、建立了利用BE3碱基编辑器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点突变猪的方法，构建P53基因敲除猪，可作为人类肿瘤小型猪模型。5、建立了通过微量细胞鉴定快速生产基因编辑猪的方法，获得阳性细胞系的成功率提高了约4倍。6、建立了通过连续克隆实现转基因稳定、高效过表达的方法，大大减少了批量开发基因编辑克隆猪的周期和成本。猪基因编辑技术在抗病育种上的应用魏红江教授将传统育种和现代分子育种进行对比，他总结到，统育种通过杂交和扩群提高来改良品种，周期超过10年，尽管能集中多种优良性状，但存在性状不稳定、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而现代分子育种则利用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技术，能在5年内实现精准改良，具有性状稳定、周期短、效率高的优势，尽管技术门槛较高，总体上，现代分子育种在效率和精确度上显著优于传统方法。魏红江教授介绍了家猪T细胞抗原识别相关TRBV27基因的抗非洲猪瘟病毒感染作用研究，TRBV27基因在非洲野猪中存在缺失，表明可能与非洲野猪对ASFV的天然抗性有关。通过构建TRBV27KO基因编辑猪并感染ASFV，证明其对ASFV的抗病性。他指出，与野生型相比TRBV27KO猪抵抗ASFV感染的病程延迟，可能与TRBV27参与抗原呈递物的结合，敲除后抑制了部分细胞因子的释放。TRBV27基因并不是家猪对ASFV易感的关键基因，它的缺失不能使家猪抵抗非洲猪瘟，而TRBV27KO猪对其余重大生产疾病的抵抗力有待研究，此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余猪病的抗病育种研究提供了参考。猪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疾病模型及器官移植上的应用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人员已经能够揭示超过125,000个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位点变异，其中单个碱基突变引起的疾病有24,670个。这些数据为构建人类重大动物疾病模型提供了基础。在2008至2015年间，研究人员获得了基因修饰猪疾病模型，包括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这些模型覆盖了多种人类重大疾病，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平台。猪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器官移植上的应用前景广阔，主要体现在解决全球器官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心、肾器官的供求比为10:200，中国器官供求比为1:150，器官移植供体数量严重不足。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适合人类器官移植的猪供体，2012年，Lancet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这是下一次医学革命。云南农业大学在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异种器官移植技术链，包括医用猪新品种培育、基因编辑克隆技术创新与利用、供体猪开发、器官移植及术后护理等。这些研究为全球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当前，我国猪病流行谱持续演变，多重病原共感染与毒株变异导致临床表征日趋复杂，传统防控策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业对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新技术体系需求迫切。2025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如期召开。本场会议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宁波第二激素厂、默沙东动物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协办。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周斌在会议上分享了《近期我国猪病毒性腹泻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专题报告。东北农业大学周斌教授01病毒性腹泻在我国的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周斌教授指出，通过对全国八个省份1030份腹泻样品进行检测，发现轮状病毒（PoRV）在中国东南部地区流行较为严重，是造成仔猪腹泻的主要病原，而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与猪德尔塔冠状病毒（PDCoV）的检出率相对较低。在2024-2025年我国主要猪产区病毒性腹泻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中，PEDV G2c是当前的主流毒株，部分地区如广东省、贵州省、云南省和河南省的PEDV流行基因型主要为G2c。周斌教授指出，针对当前猪病毒性腹泻的防控难点，首先我们需要改变防控思路；病原免疫原性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制定疫苗接种方案；猪场反复发生腹泻需要我们从生物安全角度出发，严格执行相关措施；猪场免疫抑制病对流行性腹泻的危害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周斌教授提示，针对当前PEDV的防控重点，后备母猪驯化和生物安全评价至关重要。确保返饲材料的具体传染性和安全性，首次返饲时间应为10-12周，返饲后5-7天检测排毒。应建立专门区域或隔离场进行有效隔离，6-8周后转移并混群。此外，产前免疫灭活苗可诱导再次免疫应答。02猪轮状病毒流行趋势PoRV是引起哺乳仔猪和断奶仔猪急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临床症状主要为呕吐、下痢、厌食，病理剖检肠壁呈半透明状。2022年，从中国230个养猪场采集了25768份腹泻样本，数据调查显示中国猪场PoRV的平均感染率为86.52%，而样品阳性率为51.15%。最流行的基因组合型为G9P[23]I5（22.78%），其次是G9P[13]I5（15.19%）、G5P[13]I5（13.92%）和G9P[7]I5（10.13%）。PoRV的流行亚型具有多样性，无明显地域差异性。PoRVA毒株CHN/SD/LYXH2/2022/G4P[6]I1与人源RV具有高度同源性，表明人和RV毒株存在遗传重配。周斌教授强调，现阶段，需正确认识猪轮状病毒的特征、流行特点等，做好轮状病毒鉴别诊断及基因分型，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03临床防控案例经验分享周斌教授强调针对腹泻疫情的控制，要遵循疫情控制三大原则：1、最大化群体免疫力：全群普免一次腹泻苗，母猪产前2周肌注腹泻疫苗，母猪产前1周口服活疫苗一头份。2、最小化环境病毒载量：严格的产房冲洗消毒，母猪上床前洗澡/清洗后驱，栋舍环境消毒/生物安全操作，发病猪及时淘汰并作无害化处理，大日龄猪提前断奶。3、最小化产能损失：提前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提前断奶母猪的激素饲喂。周斌教授对腹泻疫情控制进行了要点总结：从疫情诊断直至结束，定期进行多个腹泻病原的筛查，实时了解真实病原存在情况及损失；方案需由专业的兽医团队按各环节监督执行，分工协作，确保有效落实，防止方案走形；不再只盯住仔猪的死亡，而是关注猪场的产能损失，盯住提前断奶仔猪和提前断奶母猪的隐形损失；注重控制方案的安全性，在后非瘟时代，为规避因返饲引起应激和生物安全风险；借助产房周转表，用数据监控生产管理的漏洞，确保产房高效、稳定运行。04当前腹泻防控的新技术应用1、新型诊断技术：利用纳米孔单分子测序技术进行快速精确检测，以及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病原体蛋白鉴定和免疫反应蛋白筛选，提高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2、疫苗研发：通过嵌合疫苗、纳米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的研发构建出安全高效的新型疫苗，增强抗原的稳定性和免疫原性，实现对猪免疫系统的精准激活。3、治疗新技术：应用CRISPR-Cas系统进行基因编辑治疗，定向敲除或修饰猪细胞中与病毒复制相关的基因，阻断病毒的感染和传播。此外，定向抗病毒治疗技术通过编辑病原体基因，实现精准抗病毒治疗。4、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和实时监测数据，建立猪腹泻发病预测模型，提前预测疫情风险，为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结合多维度数据全面分析发病因素，为精准防控提供支持。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肉鸡屠宰率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DOT1L敲除的鸡胚成纤维细胞系构建及其对ALV-J复制和细胞信号通路的影响

1Objective研究目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在进行心肺复苏（CPR）的犬猫中，与自主循环恢复（ROSC）、持续ROSC（>20分钟）以及存活至出院相关的因素，并识别预后不良的指标，以指导CPR终止的决策和时机。2Methods研究方法这项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的兽医CPR注册数据报告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16家兽医私人诊所和大学教学医院。研究使用了RECOVER CPR注册数据库中的数据，涵盖了2016年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的354只狗和138只猫的院内心脏骤停病例。研究分析了多种变量（如年龄、体重、胸廓形态、麻醉状态、初始心律、ETCO₂水平、CPR持续时间等）与ROSC、持续ROSC和存活至出院的关系。3Results研究结果1. ROSC相关结果① 总体ROSC率：132只狗（37.3%）和56只猫（40.6%）在CPR中实现了ROSC。② ETCO₂水平与ROSC：在猫和狗中，最大ETCO₂≥15 mm Hg与ROSC显著相关。③ 初始心律与ROSC：在两种动物中，以严重心动过缓作为初始心律的患者比以心室静止作为初始心律的患者更有可能实现ROSC。④ 麻醉状态与ROSC：在狗中，麻醉期间发生心脏骤停（CPA）与ROSC显著相关，但在猫中未发现这种关联。⑤ CPR持续时间与ROSC：在狗中，CPR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与ROSC的可能性降低相关，而在猫中未发现这种关联。2. 持续ROSC相关结果① 总体持续ROSC率：63只狗（17.8%）和28只猫（20.3%）实现了持续ROSC（>20分钟）。② ETCO₂水平与持续ROSC：在狗中，最大ETCO₂作为连续变量与持续ROSC显著相关，但在猫中未发现这种关联。③ 初始心律与持续ROSC：在所有物种的模型中，与心室静止相比，初始心律为无脉搏电活动的患者持续ROSC的可能性更低。3. 生存至出院相关结果① 总体生存至出院率：14只狗（4.0%）和4只猫（2.9%）存活至出院。② 麻醉状态与生存至出院：在狗中，麻醉期间发生无脉搏电活动与生存至出院显著相关，但在猫中未发现这种关联。③ CPR持续时间与生存至出院：在狗中，每增加1分钟的CPR，生存至出院的可能性降低，而在猫中未发现这种关联。4Conclusion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多种与ROSC相关的因素，如ETCO₂水平、初始心律和CPR持续时间，可能帮助指导临床医生在CPR中的努力，并强调了监测ETCO₂的重要性。研究结果提示，CPR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与狗的持续ROSC和存活至出院的可能性降低相关。5Figures结果图表*点击图片后长按可翻译来源：Harmon, S.M., Hess, R.S., Berlin, N. and Silverstein, D.C. (202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and Survival to Hospital Discharge in Dogs and Cats Undergo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Using the Reassessment Campaign on Veterinary Resuscitation (RECOVER) Database. J Vet Emerg Crit Care., 35: 258-268.

抗菌肽（antimicrobial，AMPs）是一类由动植物体产生的生物活性肽，是一种新型理想的抗生素类药物替代品，凭借其来源广泛、种类丰富，同时具有优异的广谱抗菌及抗病毒等作用，被畜牧业应用于动物生产中以提高生产效益、保障食品安全。抗菌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且无耐药性，可以通过调节机体免疫来实现提高动物生长性能的目的。文章综述了抗菌肽的来源、分类及生物学功能，以期为抗菌肽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于生猪实际生产及其作用机制提供参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国，我国的猪肉产量占全球近半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理念的改变，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养殖与绿色食物的供应。饲用抗生素凭借其高效抗病、价格低廉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生猪养殖业当中，但由于抗生素长期、频繁和缺乏管理地使用，常导致动物体产生耐药性，并在动物源食物中产生了药品残留。因此“禁抗令”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滥用抗生素和疫病反弹的背景之下，寻找一种绿色、高效的替抗类添加剂是生猪养殖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抗菌肽是一类由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产生的碱性多肽物质，具有抗菌、抗病毒及抗真菌等多种生物活性，在提高生猪的生产性能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相关研究表明，抗菌肽能通过抑制病原菌的生长与增殖降低猪只感染疾病的风险。此外，抗菌肽还对猪的肠道健康、营养物质吸收等也具有一定影响。抗菌肽也称宿主防御肽，是一种碱性多肽，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相对分子质量为2000~7000，含20~60个氨基酸残基，具有强碱性、热稳定性好、抑菌范围广等特点，且在生物体内起着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瑞典科学家Boman等在1972年对果蝇的相关研究首次发现并报道了一组具有抑菌作用的多肽。后来，相关科学家从经大肠杆菌刺激的惜古比天蚕中获得第1种真正意义上的抗菌肽——天蚕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在一些生物体（昆虫、甲壳动物、软体动物、两栖动物、哺乳动物、人类、植物等）中发现了相似的抗菌性多肽，至今已经有3000多种抗菌肽被检测出来。由于抗菌肽具有广谱抗菌等生物学特性，所以抗菌肽被看作是一种绿色高效的替抗类添加剂，在动物养殖中的应用前景广阔。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生物体，包括脊椎动物、真菌等，均能分泌抗菌肽，且分泌的抗菌肽参与宿主的免疫防御。现阶段，工业生产中主要以化学合成及DNA重组技术来生产抗菌肽。根据其结构和功能的不同，抗菌肽可以被分为多个不同类别。其中，最常见的包括阳离子抗菌肽、两亲性抗菌肽和短链抗菌肽等。抗菌肽的产生机制主要涉及基因的表达和调控，以及蛋白质的合成和折叠等过程。一、抗菌肽的分类1、抗菌肽的结构分类不同种类的抗菌肽其氨基酸序列差异较大。抗菌肽的结构分类主要是按其二级结构进行区分。第1类为α-螺旋形抗菌肽，主要特征是其分子呈螺旋结构，在植物、微生物及脊柱和无脊柱生物和动物体内广泛存在。这类抗菌肽是分布最广且具有两亲性的，也是目前学者最关注的抗菌肽之一。第2类为β-折叠型抗菌肽，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二硫键形成稳定的β-折叠结构。β-折叠型抗菌肽二级结构中还会存在一些螺旋片段结构，如植物防御素、昆虫防御素等。第3类为环链状结构抗菌肽，是在C端末尾的分子内二硫键成环而形成，从青蛙皮肤分离出的抗菌肽就属于这类抗菌肽。第4类呈线性结构，是富含多个氨基酸残基的可伸展抗菌肽，一般不会在溶液中出现，并且含有丰富的脯氨酸和甘氨酸。2、抗菌肽的来源分类目前，在抗菌肽数据库中收录了已知的编码抗菌肽的基因序列达3425个，其中动物源抗菌肽2489个，植物源抗菌肽368个，细菌源抗菌肽385个。动物来源的抗菌肽。动物来源的抗菌肽包括哺乳动物抗菌肽、两栖动物抗菌肽等。哺乳动物抗菌肽包括在呼吸道、胃肠道、生殖道、淋巴器官、皮肤中的抗菌肽和防御素（在兔肺巨噬细胞中、牛气管黏膜上皮细胞中的抗菌肽）两大类。抗菌肽在正常情况下不展示其活性，但当机体受到病原体侵袭时，其前体物质在嗜中性粒细胞作用下结构发生变化，形成具有活性的抗菌肽。两栖动物表皮分泌的活性多肽种类繁多，大部分都有抑菌作用，是一种很古老且效果显著的天然防卫物质，往往被归为抗菌肽。两栖动物抗菌肽最主要的来源是青蛙。昆虫来源的抗菌肽。抗菌肽最早在昆虫体内被发现，至今在昆虫体内检测出的抗菌肽已经达到200多种。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生物，所以昆虫来源的抗菌肽的数量非常庞大，可分类为天蚕素、昆虫防御素、富含甘氨酸的多肽、脯氨酸多肽、溶菌酶等。植物来源的抗菌肽。植物来源的抗菌肽也被称为植物防御素。大部分的植物来源抗菌肽与昆虫、哺乳动物来源的抗菌肽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目前，已被纯化、鉴定和表征的植物源抗菌肽包括防御素、蜕皮素、puroindoline蛋白、富含甘氨酸的蛋白质、天然环肽、hevein型蛋白、硫素、knottins蛋白和脂质转移蛋白。微生物来源的抗菌肽。在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中有多种抗菌肽，由乳酸菌分泌的抗菌肽在细菌中最为普遍。最普通的菌素有乳酸链球菌肽（nisin）、杆菌肽（bacitracin，BAC）、乳酸菌蛋白（Lactobacilluslactinin）。目前，nisin已被批准用于治疗牛乳腺炎。革兰氏阳性和阴性两种细菌均能分泌抗菌肽。二、抗菌肽的生物学功能1、广谱抗菌功能不同种类的抗菌肽对细菌的破坏方式有所不同，大多数抗菌肽灭菌方式是与细菌的细胞膜发生静电吸附作用后产生穿透作用，从而使细胞内容物渗透到胞外，使细菌失去活性从而达到灭菌的目的。抗菌肽在脊椎动物体内能够参与免疫系统生理代谢，其抗菌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渗透和破坏细菌细胞膜来杀死细菌，与抗生素不同的是，抗菌肽灭菌几乎不使细菌产生耐药性，主要是由于抗菌肽的灭菌机理与抗生素不同。抗菌肽对目标细菌的胞膜具有多个低亲和力的作用靶点，这有利于减缓耐药性的产生。2、抗真菌功能许多抗菌肽对真菌也有一定的杀伤效果，目前已经发现的真菌有7万多种，大多数致病性都很强，传统的抗真菌药物对动物或人的毒副作用很大，长时间使用容易造成机体损害，而且真菌的耐受力也容易大大增强。例如，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Fusarium）、曲霉（Aspergillussp.）、寄生曲霉（Aspergillussp.）等的次级代谢产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严重威胁畜牧业和食品安全。已有研究发现，部分抗菌肽对黄曲霉菌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目前研究发现，37个抗菌肽分子能显著抑制鲜玉米胚黄曲霉产孢。此外，海洋蜗牛类抗菌肽对真菌（如酵母、丝状真菌）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而不会对哺乳动物产生任何副作用。3、抗病毒功能在传统抗病毒药物的应用中，人们发现其毒副作用很大且病毒的耐药性也不断增强，寻找良好的替代传统抗病毒药物的物质一直是人们密切关注的领域。而抗菌肽具有抗病毒的生物学功能，具有抗病毒功能的抗菌肽被称为抗病毒肽。一些抗病毒肽能将病毒嵌入病毒囊膜或细胞膜，从而打破病毒膜的稳定性，发挥抗病毒作用。抗病毒肽还能与一种病毒的糖蛋白相结合，这样就阻止了病毒与宿主细胞的表面相结合。然而，其他的多肽会与宿主细胞的受体相结合，从而防止病毒与其靶受体的结合，最后使其失活。三、抗菌肽在生猪生产中的应用对于抗菌肽在生猪养殖方面的应用，徐博成等针对抗菌肽对仔猪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抗菌肽对猪的免疫调节、肠道健康、胴体品质等具有较好的调控效果，但其最优添加量受抗菌肽性质、生产方式及添加方式的影响，尚未形成明确的一致性。1、抗菌肽对免疫调节的影响抗菌肽能有效地提高断奶仔猪的免疫力，增强其抗病能力。抗菌肽可以通过刺激免疫系统中的巨噬细胞、T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应答。抗菌肽还能有效调节免疫活性，促进辅助性T细胞的趋化功能，增强B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活性。此外，有研究表明，cathelicidin家族的抗菌肽可以刺激巨噬细胞产生趋化因子CCL2、CCL5。在感染大肠杆菌的断奶仔猪饲粮中添加天蚕素AD进行饲喂，可以明显增加断奶仔猪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6（IL-6）的含量，进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Ren等在研究发现，用抗菌肽饲喂仔猪，其3种免疫球蛋白（IgA、IgG和IgM）水平明显增加，且与抗菌肽的添加量成正相关，这与Yuan等的研究结果相同。目前使用抗菌肽治疗动物免疫系统疾病或进行免疫调节已经成为常用的治疗手段。2、抗菌肽对肠道健康的影响抗菌肽可以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有效提高猪肠道健康水平。早期断奶是仔猪养殖的重要手段，但断奶后仔猪摄取不到来自母乳的抗体和营养物质，且仔猪肠-胃肠道的消化和免疫机能不健全，极易引发腹泻，产生断奶应激，容易受外部环境及病菌的侵染，引发多种炎症，导致仔猪的生长速率下降。所以维持仔猪的肠道健康是目前生猪养殖中最重要的方面。胡兆莹等研究发现，生物活性肽可通过改善动物肠道形态和黏膜功能、增强肠道免疫功能和抗氧化功能、调节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等途径改善动物肠道健康。日粮中添加一定水平的抗菌肽对仔猪小肠的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肠道微生态环境进行调控，从而改善仔猪的生长性能，显著降低腹泻率，减轻猪传染性胃肠炎对仔猪的各种不良影响。已有研究显示，抗菌肽可通过调控肠道微生态，降低粪便中大肠杆菌数量，增加乳杆菌、双歧杆菌数量，从而改善肠道健康。Yoon等研究发现，人工合成的抗菌肽-P5与阿泊拉霉素均能降低仔猪粪便中的有害微生物数量，如大肠埃希菌、盲肠梭菌等。李登云等在育肥猪基础日粮中添加一定水平的蛙皮素抗菌肽（dermaseptin-M），发现dermaseptin-M组与对照组相比，十二指肠中大肠杆菌数量显著降低，乳酸菌数量显著提高。3、抗菌肽对胴体品质的影响通过在日粮中长期添加抗菌肽，可以增加猪体内抗氧化物质的含量，从而改善猪的胴体品质。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0.5%的抗菌肽可以提高育肥猪的胴体重、屠宰率、体长、体斜长、背膘厚、皮厚及眼肌面积等指标，对蹄重率、背最长肌系水力、肉色评分影响较大，对胴体率、瘦肉率、眼肌面积等影响不大。4、抗菌肽对抗病能力的影响猪在养殖生产过程中，极易被各种病原微生物及寄生虫所侵扰，对猪的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也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如何提高猪的抗病能力，一直是人们的重点研究方向。抗菌肽具有广谱的抗菌、抗病毒作用，所以对猪常见的细菌、病毒及寄生虫感染等所产生的疾病具有很好的防控效果。研究表明，猪源抗菌肽PR39对大肠杆菌、霍乱沙门氏菌等革兰氏阴性致病菌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可与阿莫西林、土霉素和庆大霉素等其他常用的抗菌药物产生增效作用。猪的寄生虫病如猪蛔虫病、猪球虫病、猪绦虫病等，都是养殖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病，严重影响猪的生长速度，降低饲料转换化率，大大影响育肥效果。当猪只发生寄生虫感染时，人们往往会反复地盲目地使用驱虫剂，致使许多寄生虫产生耐药现象，并且部分驱虫药物的毒副作用很大，而抗菌肽在寄生虫病防治方面具有良好的优势和前景。抗菌肽在控制寄生虫感染上也有良好的作用，可以扰乱寄生虫细胞的质膜电位，打破胞质结构，从而达到控制寄生虫感染的目的，并且不容易出现耐药性。5、抗菌肽对猪繁殖能力的影响抗菌肽对繁育母猪的繁殖力有一定的影响。张宏刚等研究表明，在初产母猪产前7天的日粮中添加抗菌肽后能够显著提升其繁殖性能，具体表现为初产母猪的总产仔数、产健仔数、初生窝重和初生个体重有显著提升，断配间隔缩短，大幅度降低妊娠母猪的腹泻率。在初产母猪日粮中添加抗菌肽制剂，死胎率仅为5.77%，较对照组显著降低。表明在日粮中添加抗菌肽能提升母猪的产仔数、仔猪的成活率、仔猪初生重，降低死胎率等，从而提升母猪的繁殖性能。其次，抗菌肽对繁育母猪的繁育能力改善还表现为抗菌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母猪繁殖方面的疾病。陈益等用抗菌肽控制母猪子宫内膜炎的研究发现，在母猪基础日粮中添加一定水平的抗菌肽制剂后，对母猪急、慢性子宫内膜炎感染和发病情况均有良好的控制，其中急性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慢性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均显著下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繁育母猪的健康水平。何静等重点阐述了抗菌肽通过膜靶向和非膜靶向机制抑制病原体的作用机理，为抗菌肽作为抗生素替代品治疗奶牛乳腺炎提供理论依据。柳婷婷等研究表明，美洲大蠊抗菌肽对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四、展望抗菌肽作为一种替抗类饲料添加剂，具有广谱抗菌、抗病毒及抗真菌等作用，对猪肠道微生物的平衡、免疫调节、猪的存活率和免疫力、胴体品质，甚至繁育母猪的繁殖力等均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长期研究发现，自然提取的抗菌肽有很多缺点，如部分抗菌肽的生物活性弱、稳定性较低等。近年来，对抗菌肽结构功能关系的研究为抗菌肽的理化性质、生物活性及立体结构的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使未来完美改进抗菌肽成为可能。抗菌肽应用在猪生产中可能会引起肠道炎症等反应，从而影响猪的消化吸收功能。因此，抗菌肽对猪的影响并非总是积极的。如何合理使用抗菌肽以达到提高猪生产性能的目的，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抗菌肽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如何改进天然抗菌肽品质，以及如何通过合理地使用抗菌肽来提高养猪的经济效益。